我认为，査阜西先生是20世纪古琴界的枢纽人物。可以说，直到今天，几乎每个弹琴的人，每个古琴爱好者，都直接间接地受到他的恩惠。当然，1949年后，査阜西先生在政治上有比较高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他的理想能够付诸实践。但他也一样受到了冲击，内心有许多无法言说的痛苦。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能那么投入地从事他热爱的事业，很让我感动。这一点我在那篇写査阜西与张充和交游的文章《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里也写到了。有时候，我受了委屈，就会想起前辈，想起査阜西他们，就觉得自己这点委屈算什么呢？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时代周报：你在古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严晓星：我不在学术体制之内，没有一个合适的氛围，没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师友，没有庞大的图书馆。所以要说困难，首先是资料的获得太困难了。我要特别感谢许多朋友对我热情而无私的帮助，他们很多是在图书馆工作的，帮我查资料，核对资料，复制资料，真是不厌其烦！还有一些朋友奔波半天，帮我去图书馆找资料。我真的很感激他们，没有他们，我想很多事我都做不了。

    还有一个困难来自人。比如，我写到一位琴人在1920年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念书并开始学琴，但他的后代写给我的材料里，强调是在1918年。因为当时在南高师任教的古琴教育家王燕卿先生是1921年5月去世的，去世前又病了一段时间。如果这位琴人是1920年秋入学并学琴，那么他向王燕卿先生学琴时间就很短，所学也就有限，将年份改成1918年，他学琴的时间就足够长了。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好拿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名录给她们看，她们也就无话可说了。这样的情形有很多。这些矛盾我是能回避就回避，不能回避的就按照史实写，决不说假话。当然，也就会得罪一些人吧。

    满纸都是兴亡之叹

    时代周报：《近世古琴逸话》《梅庵琴人传》《条畅小集》的体例各异，写法有别，但共同的是对人世美好情感的细心体察与呵护，以及由此透露出的抒情气息。这种对待情感的态度是你重要的人生观？

    严晓星：有个朋友读了我的《逸话》和《琴人传》，说两本书有个共同点，“满纸都是兴亡之叹”，这句话我很喜欢。当然，“叹”之外，其实也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用前辈作为我们的标杆。虽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貌，但在这些流逝的光阴中，我们失去了什么呢？从书里能看出一些的。《逸话》里有一张张子谦、吴振平、姚丙炎三位前辈的合影，你看他们笑得那么天真自然，那种气息在今天是很难看到的。陈丹青先生若是见了，一定要说是“民国范儿”了。再比如，《逸话》的下半部分，我特地用裴铁侠之死作为开篇，又写了溥雪斋、朱惜辰、邵磐世、朱令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命运折射出近现代琴史和人性深处的黑洞，让人叹息再三。

    这里面朱令还在世，是我的同龄人。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也是一件著名的铊中毒事件的受害者。但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是古琴家孙贵生先生最得意的弟子，至今还有她身中剧毒最后一次演奏《广陵散》的录像，在网上流传。当你看到这样美好的人生被毁灭，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

    当然，我文章里真正抒情的句子极少极少，都是由细节的叙述透露出来的。其实，写文章，做研究，表达的都是对人生的看法与态度，有时候，能够从文字里看出，作者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感情，他的逻辑，他的态度。我一直不觉得取得功名是成功的人生标志，而相信人的幸福来源于对待感情的投入与坚持。

    时代周报：《近世古琴逸话》《梅庵琴人传》《条畅小集》里的照片使著作增色不少，哪张照片令你难忘？

    严晓星：《近世古琴逸话》里最让很多人难忘的照片，是沈秋水在史量才遗体前弹琴诀别的那张。其实最初，我搜集到沈秋水弹琴与史量才诀别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不敢太相信的。越是“传奇”的，往往越可能是误传或者出于编造。直到看到这张照片，我才相信，原来那些传说是真实的。《梅庵琴人传》里的图片将近两百张，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面世，都是许多琴人的家属、门人和其他琴友提供给我的，也有不少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找出来的。《条畅小集》里也是如此。顺便说一下，刚刚发现照片有一个大错误：朱惜辰用的“一天秋”琴，《逸话》《琴人传》里所配的是另一张“一天秋”。借此机会向读者道歉，将来重印的时候一定改正。同时，也向指出错误的台湾琴人廖逸凡致谢。

    时代周报：《近世古琴逸话》的写作，有没有受到前人如郑逸梅的影响？“求真求实”是你写作的理念，却有人说“写得不好看”。你在写作中如何处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与“写得好看”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