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是现代思想史中一座少有的富矿。就丰富程度而言，她的思想堪与托克维尔、伯林等人比肩。不过，她不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也具备洞察问题的天才，却谈不上逻辑缜密。她观察世界一向诚实直接，论事及物气势如虹宛如斧斤。然而一旦前因后果涉及归纳演绎，她就会痴缠于古老的词源、隐微的含义，就像用利斧去做手术刀方能完成的事情。在她的文章中，语言的游移比比皆是，就算《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样的大部头，她在其中体现出的智慧，依然是萤火一般闪耀，而非灯光似的绵长。她能够透彻地指出意识形态统治乃是极权主义的最大特征，却始终无法给极权主义一个完整的定义。她可以用“极端的恶”去论说希特勒与斯大林，也敢于以“平庸的恶”指斥暴民和庸众，却交代不清这两种恶有无关联，疏重孰轻。因此当《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掀起轩然大波之时，她的导师雅斯贝尔斯不得不写信含蓄地提醒她，注意“历史的准确性”，在论说中多一点可证明的细节，“少一点梦幻”。尤其在罪与罚的问题上，他认为阿伦特不加区分地批判邪恶之普遍，可能让真正的邪恶之徒逃脱了应得的惩罚。 

    尽管阿伦特没有完全接受雅斯贝尔斯的忠告，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论述存在问题。对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可能引发的争议，她本有心理准备，然而白痴们的喝彩和朋友们的强烈抗议都让她始料未及。她一向视友谊、爱和忠诚为存在的意义，这关涉到她对“人”的根本认知。她不是高自标置的人，对孤行己意的人也无好感。她认为即便是在标榜个人思考为毕生志业的人当中，真正追求真理的也很少。更多思想者貌似遗世独立，实际却受惑于权力。他们为统治者制造幻觉，操弄术语，甚而不负责任地散播意识形态的瘟疫。阿伦特推崇那些活在人群中的行动者，鄙视“老鼠洞里的隐士”。相比之下她认为，那些在公共生活里敢于决断、敢于为此担负责任的人更值得赞美，因为他们懂得友爱和忠诚乃是人之为人的真谛——这也是阿伦特拒绝哲学家的称号，自视为政治思想家的主要理由。 

    所以，在《思考与道德关切》一文中阿伦特表示，她从未打算用“平庸的恶”的观点建立任何学说或理论，只是以此描述罪犯身上不思考、浅薄、陈词滥调等确实特征。为了友谊、爱和忠诚，她觉得辩解仍是必要的。不过，假如我们把《责任与判断》仅仅当作自我辩护，那显然低估了阿伦特的智慧。事实上，她在辩解中深化了自己的思考，从而使“平庸的恶”这一观点更有内涵，更加明晰，更有说服力了。

    在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文章无疑是《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我认为它的质量与深度都远高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文中阿伦特敏锐地指出，在独裁的极端形式即极权主义统治之下，个人以“零件化”的借口转嫁责任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在这点上，她做到了清晰：在体制的邪恶与个人的罪责之间，的确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个人可以把一切责任推脱给体制，从而逃脱正义的惩罚。首恶、恶徒，还有那些与邪恶暗通款曲的人，都应各得其所。故而阿伦特强调具体事实具体分析的态度，尤其在行动领域。她认为，要进行诚实的思考与判断，应该重视体验，而不可漫不经心地使用范畴和公式。因为那些原则和教条虽尚深植于我们的心灵，但它们的经验基础早已在时间中湮没了。而今人们往往只在乎它们表面上的合理与一致，而忽略了解释实际事件时的准确与完满。

    当然阿伦特的建议也要面对困境。艾希曼就一直辩称，自己是一个服从上级命令坚守职责的好公民。当审判来临之际，人们如何要求他重新发现深植于自身的“关于合法状态的体验”呢？又如何要求他重新寻回“不瞎的眼睛”和“没有腐烂的心”？实在太难了。就算不是艾希曼，而只是犯下小恶的庸众，令他们良心不安的体验恐怕也不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于心不安的感觉不是突然在某天消失掉的。体制的邪恶对人们的毒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润物细无声——由善到恶往往没有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