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载体——一种经鞣制、绷平和漂白后用于书写的动物的皮——已证明经得起任何考验，并且在刮去字迹后可以反复多次使用。僧侣大军们将在这珍贵的羊皮纸上不知疲倦地抄写古人和教会圣师们的作品。正当只有拜占庭的图书馆和阿拉伯的大型图书馆——在科尔多瓦和开罗——延续了亚历山大城和罗马的传统时，教会系统的修道院，之后则是西方的大学，接过了希腊罗马文化的接力棒。私人藏书，即便是王家藏书，都极为稀少：中世纪的法国国王们仅拥有一百至三百部著作。而某些修道院反而拥有更多的书籍。索邦神学院的藏书馆，拥有13世纪欧洲的最大藏书量：足有一千多部著作，被加锁的链条牢固拴住并连接于书架和斜面阅览桌上。对神职人员和大学生来说，偷书已然成为一种巨大的诱惑。而博学者向往理想的藏书室：那里不再只有幸免于海难、抢劫、火灾、老鼠啃噬或霉变的文本残片，而是有赫拉克利特的全部作品，或是已绝对失传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第二书。
    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藏书成为人们精神思辨的一个重要主题。纸的发明、印刷术的出现、图书交易的诞生、科学的发展、欧洲各阶层人民越来越壮大的对知识的渴求、各种重大发现，当然也不能忘记王公贵族们的文艺资助，所有这些因素会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了著名图书机构的繁荣，而这些机构几乎全都一直延续到了我们今天：布拉格大学图书馆、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维也纳的帝国图书馆、佛罗伦萨的罗伦佐图书馆（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特别是威尼斯的圣马可图书馆。
    此后，私人也将拥有他们自己的图书室：首先是神职人员，然后是教授、大学生、法官、律师、公证人。最终，商人和手工艺者——呢绒商、服饰用品杂货商、皮革商、锁匠、食品杂货商……——也开始积攒书籍。这些藏书室通常很简单（有15-20本书）；最富足的则有几百部作品：1550年，最高法院调查厅厅长布罗迪拥有七百本藏书。在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和教会圣师作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科技著作——数学、法律学、建筑学、弹道学、经济学，等等——而大多数藏书室都较为实用。
    不过，一些“现代”作者的作品拥有众多版本：但丁、薄伽丘、维庸、拉伯雷……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完全实用和大众的文学：不计其数的著述“婚姻欢乐”的作品、历书、诗歌、笑话集和谜语。关于大众藏书和文人藏书的区分开始出现于15世纪。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端人雅士的藏书室成为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庇护所、一个编制梦想的地方，它激起一种生活的艺术。“对我来说，我的藏书室就是一片相当大的公爵领地。”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普罗斯佩罗这样宣称。
    16世纪末，随着蒙田而来，一种认为智者的生活可以集中体现在其藏书中的观点大行其道，这种藏书室的构建启迪了一种生活方式，轮回于书籍，为了书籍，与书籍同在。在俯瞰圣埃米利翁地区葡萄园的高塔中，蒙田建立了他的“图书室”，图纸亦由他自己设计：“它的形状是圆的，只有在放我桌子和我椅子的地方是直的墙；一眼望过去，我的所有书全在眼前，被排成五层贴墙绕成一圈，呈一种弧度地朝向一个方向。”大师的目光落在时代所能掌握的全部知识上。这个房间的过梁和大梁上刻着57条格言箴言，取自希腊和罗马的作家：在蒙田看来，一个理想的藏书室首先应该由古籍典著构成，从孩童时期起，便执笔于手，把它们一读再读，反复推敲，随后，再由购置的新作丰富和扩充。
    与此同时，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确定了将埃斯科里亚尔变为欧洲乃至世界文化中心的目标。最杰出的学者和教授们将在这个集宫殿和庙堂于一身的地方，找到一个真正意义上体现人类智慧百科全书缩影的图书馆，它藏有珍贵的书籍、手稿、地图和设计图纸，所有这些珍宝即便是梵蒂冈图书馆也无法与之媲美。其独特性在当时仍属独一无二：埃斯科里亚尔的图书反向放置，书脊（此处显示题目）朝向外侧。也许，腓力二世这个图书爱好者从中看出了一种象征，而不仅仅只是一种码放和保存的方式。
    在接下来的世纪中，我们又遇到另一个对书籍狼吞虎咽的人物：在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藏书室中，年轻的莱布尼茨发现了维吉尔和贺拉斯，圣托马斯和路德。在莱比锡大学中，他阅读了笛卡儿、菲齐诺、卡尔达诺、培根、康巴内拉。在纽伦堡，他找到了炼金术士们和玫瑰十字会修士们的书。在巴黎，他继续阅读并且经常与阿尔诺、马勒伯朗士、惠更斯来往。最后，在汉诺威，这个他度过了其生命最后40年中大部分时间的地方——他在那里担任了沃尔芬布特尔图书馆馆长——他阅读了当时在地球上所能读到的所有书籍，并且亲身写下了数千页的手稿。当他偶尔路过罗马时，人们也向他提供了做梵蒂冈图书馆馆长的机会——条件是他必须改变信仰。他拒绝了。莱布尼茨终生被一种对于图书馆藏书的思考所纠缠，导致他规定了图书馆学的艺术法则，这些法则将启迪一代又一代的图书馆员，直到我们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