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就是一本巨大的书”，十三世纪阿拉伯神秘主义学者穆希丁·伊本·阿拉比（Mohyddin Ibn Arabi）这样宣称。七个世纪之后，图书馆馆员兼作家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再次提出“宇宙（某些人称作藏书）……”这一概念。在这两人之间，出现了这种鬼斧神工般的发明：书。早在抄写人和印刷术之前，书籍的使命是由一种将千百段诗句牢牢记忆于心，并一代接一代传承下去的方法来完成的，或者，在更好的情况下，由一些转瞬即逝的载体上脆弱而飘忽不定的符号来实现。而现如今，藏书（bibliothèque）一词则四处泛滥。它发展得如此迅速，以一种帝国主义的方式扩张，以至于这一概念本身几乎可同时指称地点（存放书籍的房间、甚至于整栋房子）、家具（书架或书箱）、文学类别（蓝皮书库）、收集（雅克·杜塞丛书、绿色丛书和玫瑰丛书、思想丛书、七星丛书），以及包括所有这一切的机构（国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马扎兰图书馆等）。从这样一种词义扩散中，产生了一种现今时代的文化上的重要观念：“理想藏书”，也就是一种书单，其中包含了那些不可或缺的著名书籍，而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都应该读过。这一数量是十？一百？还是一千？是否存在一种构成上的黄金数字？究竟选择哪些作者？哪些主题应该优先考虑？人们常常以一种悖论的方式提出问题：如果你困在一个荒岛上，应该带上什么书籍？却往往忘记了一点，搁浅在一个荒岛的人通常两手空空，肯定是不会有书的——除非，有时候，能有一卷《航海指南》。像鲁滨逊那样，遭遇海难时手头有好几个版本的圣经，就算是幸运者了！然而这个问题如此有趣，引起了很多爱好者的兴趣，诸如博尔赫斯、佩雷克或是格诺。藏书，事实上，是一个古老的玄学主题。而“理想藏书”，则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梦，但这无法阻止人们永无止境地反复重温它。在离2000年还有几年的时候重温此旧梦，为何不回顾一下数世纪以来为它寻求一个具象形式的那些数不胜数的变化和成果呢。
    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现今已成为一个神话。其实，它在它那个时代早就是一个神话了，它吸引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博学者和求知者纷纷前来。它的藏书有70万卷纸莎草书籍，相当于大约三万部著作，公元前47年的某一天，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被愤怒的凯撒罗马军团士兵用火把点燃，化为了飞灰。跟它一样，罗马人的那些大图书馆，奥克塔文图书馆、巴拉丁图书馆、乌尔平图书馆，也在野蛮人的入侵中以相同的方式被摧毁。对一个有文化的罗马人来说，一本“书”会是什么样子，现今幸存于博物馆的一些纸莎草的不完整残片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模糊的概念。他必须一读再读那些经典著作，荷马、柏拉图、斯多葛学派、伊比鸠鲁学派、奥维德、泰伦斯、维吉尔、西塞罗、提图斯·李维乌斯。他应该读那些“严肃”的东西：而小说，从公元1世纪佩特罗尼乌斯《萨蒂利孔》的出现，到阿普列尤斯《金驴记》的延续，虽显示其确为一种成功的文体，但长久以来却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庸俗读物。
    书的载体，最早产生于古埃及：那是一种纸莎草的卷筒，脆弱，发出咔咔的折裂声，必须用两只手捧着来阅读（这就妨碍了做笔记），并且消耗得很快。当时，人们习惯于高声辨读：如此，大约在375年，圣奥古斯丁看到圣安布罗修斯居然不张嘴就能阅读，将大为惊讶。一个有文化的罗马人博览群书，即是说，他们高声颂读并经常默记于心大量有建设性的语录。他们把这些纸莎草卷筒码放在卧房里帽盒一般的盛器中。一个卷筒意味着一章唱诗（或一卷“书”）。一个结实的书箱可以存放百十来个卷筒，相当于十来部大型著作。新书会在公开阅读会上被朗读，很像是我们现在的“首发式”。
    装帧好的羊皮纸书的出现（约4世纪）赋予了书籍以现代的形式：书卷（volumen）被册籍（codex）代替，圆柱形被平行直角的矩形所替代。改革是彻底的：人们从此便能在文本上作注释，用加入书页的方法扩充书的容量，在页面边缘或整页地插入图案，将手稿堆放而不必担心它们会粉碎，在书脊上打上用于区分的特殊符号，将两个文本并排摊开在面前来做比较，等等。（这些手法很早以来就为我们所熟悉，但我们应该记住，它们是随着制书技术的发展而一点一滴地被“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