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诗，宇宙的史诗，应该这样阅读，远离尘嚣，在一座偏僻小岛，在大地的怀抱。”

　  这是1868年米什莱的博物散文《山》出版之后，左拉在书评里写下的句子。那一年，儒勒·米什莱70岁，早已是法国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耗尽作者34年光阴的18卷《法国史》在之前一年竣工，6卷本的《法国大革命史》更成为关于大革命最富激情的记录——米什莱出生于大革命之后五年，却因为热烈的浪漫主义情绪和民族精神，因为对自由的坚定信念，注定要成为大革命的记录者。只是，历史风云激荡，时而高蹈，时而低徊，在无边的情绪落差之间，能给米什莱带来片刻安宁的，却是一般人绝少投注注意力的大自然本身。所以，尽管一生只完成薄薄四册关于大自然的博物散文，米什莱却将自己对自然的观察与对历史的分析等量齐观——“我想要两样东西，历史和自然”，读到书评之后，米什莱在给左拉的信中如此写道。

　  历史沉重，米什莱的历史著作更在沉重之外，注入了作者太多的政治情感与诉求，所以他才会在《法国史》写作的中途去转而描述大革命，以抗议王政的复辟。但在那“虚假的繁荣世纪”终结，共和国的和平发展时代缓缓来临甚至行进到后现代的时候，这充满激情的历史著作反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只好归入19世纪名著的行列被人束之高阁，倒是米什莱笔下轻盈的大自然，因为博大的情怀和史诗般的高峻，被一代代读者所珍视。就像左拉说的，找一棵矮树坐下，翻开米什莱的书，你会发现，它新鲜得就像你从来没有读过一样。因为每一次，米什莱都能触发你心中不同的情感。

　  《鸟》、《山》、《虫》、《海》，四本书，四种不同的印象，四个不同的概念。《鸟》之中，米什莱时时不忘歌唱飞行的自由，从极地难以飞行的鱼鸟到永不停歇的军舰鸟，天空是鸟儿的极限，也是米什莱的向往。当然，作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米什莱少不得在飞鸟身上投下一重重哲思，于是大地上的迁徙，终结生命的猛禽，在米什莱的眼中也就有了另一重意义，超越所谓生物本能的意义。

　  飞鸟追求自由，昆虫则构建和谐。法布尔大名鼎鼎的《昆虫记》，要在米什莱的书之后十多年才能完成第一卷，而作为业余的观察者，昆虫世界最令米什莱震撼的，无疑是它们严整的社会性。当我们看到米什莱把昆虫之间互相交换信息的方式归结为“神经电”时，或许难免莞尔一笑，不过看着米什莱对昆虫社会热情讴歌并从中读出情感因素之时，却又不免与诗人产生一种深深共鸣。说到底，米什莱赋予昆虫的那些社会特性，其实是他想从历史之中去打捞，却总也无法找到的美好。

　  鸟和虫，是自然的造物；山和海，则是自然本身。在海洋的咆哮之中，米什莱听到大自然的声音，大海中万物歌唱，响彻夜空，那是生命的喜悦。人类在与大海的对话之中，仿佛找到了灵魂的故乡。在米什莱的时代，人类恨不能完全证明生命源自海洋，不过敏感的诗人却能断定，海洋，便是母亲。

　  在大海的磅礴之后，米什莱出版最后一册博物散文《山》时，已经是风烛中的老者了，他的人生旅途也只剩下最后六年。此时的他，对生命的体悟比以往又进了一层，所以充盈于《山》中的，是宁静，是温暖。他写高山，写森林，对“这些庄严的巨人慈父般的深情厚意”感激不尽。而读者，也就在安宁而深沉的意蕴之中，结束了一段漫长的博物之旅。

　  上世纪中叶，结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完成了一本专著《米什莱》，这不是一本米什莱的传记，而是从米什莱的历史与自然作品出发，打碎结构，在一粒粒碎片之中体认米什莱的思想本源并进行批判的努力。罗兰·巴特当然是成功的，他把米什莱的历史分期法和历史观批判得体无完肤，作为米什莱哲学思想的承载者，米什莱的博物散文自然也不能幸免。可与此同时，罗兰·巴特似乎又有点多此一举，因为认真的读者并不需要去解构米什莱，对他在历史和科学方面犯下的小小错误也并不在意。真正的文学作品，传达的是作者的人格，唤起的是读者灵魂的共鸣，米什莱的书便是如此。雨果在给米什莱的信中写道：“每个世纪都有斯芬克司，那么就应当有许多俄狄甫斯……我为我们两个心灵的契合感到喜悦。”米什莱，这个给历史与自然解谜的歌者，今日留给我们的，依然是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