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一度认为桑塔格的同性恋身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这本记录她无数次陷入同性的情欲的日记，让我意识到正是这种实际上的同性恋身份才使她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表征。桑塔格的中学同学贾梅克·海沃特在《逾越神话：作为隐喻的同性恋》中精辟分析值得我们深思：“无论我们如何卖力地试图去重新界定‘同性恋’这一术语。它仍然作为异性恋变异的内在病理学的语境存在。同性恋不是关涉成为某个人。恰恰相反，它关涉的是不成为某个人们的人，即异性恋者。我们说自己是同性恋者，只是因为我们的性取向已经被赋予一个名称，该名称没有规定我们是什么人而标明我们未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把某个人界定为同性恋，某种程度上我们规定了他的变异身份，那么对他的这种界定反而让他承载了许多我们无法接受的偏见。我这才真正理解桑塔格的对自我身份的那种沉默无语。

    在1962年写的一篇日记中，桑塔格记录了这样的文字：“我透过写作来定义自己——一种创造自我之举——也是成为自己的过程——透过自己、与我所欣赏的作家（不论在世或已逝），以及与我理想中的读者之间的对话。”此时的桑塔格第一本小说《恩主》已出，她已经在纽约站稳了脚跟，她的感情和思想日益成熟，她再也不是年少轻狂为情所困的那个无知少女了，她写作上的天赋和光芒日益耀眼，“透过写作定义自己”，这是她随后的一系列著作的核心。她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蜕变，华丽的转身，通过对写作的坚守：书写就是存在，就是成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