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精雕细刻、千锤百炼的昆曲是我国的国粹。北方昆剧院副院长刘宇寰说，用狭隘的市场眼光看，非赢利就是落后；无生存能力，就应该被淘汰。但从人类发展历史的长远看，文化生态链中这些传统的或探索性的文化存在，正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文化根据。它们不但向流行文化提供丰富的营养，而且本身就是人类精神需要的一部分。 　　 

　　他说，昆曲这类非赢利性文化的创作者和经营者不是不想赢利，而是在市场竞争中更处于“劣势”，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赢利来支撑，因为在文化休闲化的今天，现代人不把昆曲当作一种娱乐的方式，特别是在受教育不足的大众面前，更是如此。在经营成本的压力下，他们感到需要保护。 

　　刘宇寰说，美国的百老汇有各种戏剧的行业协会和基金对演员和剧种进行保护，演员通过与行业协会签订合同保障自己的工资。基金会通过市场方式运作，戏剧演员每场演出的工资要交几个百分点给基金，同时，国家鼓励企业赞助这些戏剧基金会，对赞助的企业给予税收方面的一系列优惠。他说，各种戏剧通过基金会进行运作已经证明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不仅国家设立戏剧基金，每个州也有自己的基金会。 

　　另外一些与会专家认为，在文化产业应对市场的同时，要避免掠夺性开采，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特别是要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 

　　文化财富何入觅 

　　“我准备告诉中国同行的是艺术和经济的关系，怎么样既要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又能赚到钱。在这方面，我积累了一些经验。”美国好莱坞的独立制片人詹姆斯·奎恩在首届中国文化产业论坛专场讲座上这样说。同样来自美国的加州表演艺术社团总裁约翰·海尼斯则说：“我们有６０年的经验，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娱乐业，也有了一个规范的操作，了解这些对中国发展文化产业来说，可以少走弯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次论坛上，不少国外文化产业人士将他们成功的市场运作模式介绍给了听众，而几位来自美国的著名百老汇音乐制作人“现场传经”格外引人注目。 

　　说起当今世界上市场运作最为成功的舞台演出艺术，自然是非美国百老汇音乐剧莫属。有着４１年从业经验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导演罗布·阿佩尔告诉大家，１９５０年他曾执导过一部中国背景的大型音乐剧《花鼓歌》，这出音乐剧在当时引发了中国热，中餐馆在美国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另一位百老汇音乐剧导演、制作人唐·佛朗斯在演讲刚开始，就激动地站起来，拿着自己刚在南京街头买的口哨、闪光风筝四下“献宝”，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风筝，我希望有一天能在美国中央公园看到这样的风筝。” 

　　从这两位熟知商业文化运作的美国专家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在中国看到了遍地的“文化财富”。中国演艺界人士应该如何把这块金矿开发出来呢？他们认为中国舞台艺术或者更广泛地说是中国文化产业，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找方向”，只有完成了方向的定位，中国文化产业才能完成自我良性的循环。 

　　中国文化管理学会副秘书长乔然说，美国迪斯尼善于利用世界各地的文化赚钱。电影《花木兰》在美国获得成功后，迪斯尼乐园推出了一种模仿中国武术的娱乐项目，游客们可以穿上中国式样的传统服装进行“对打”，这个娱乐项目很受欢迎。在迪斯尼乐园，门票收入只占其营业收入很小的一部分。 

　　乔然说，迪斯尼在成功开发了花木兰后，现在正打算将在世界上知名度很高的孙悟空形象搬上荧幕。而他两次到孙悟空“诞生”的故乡——连云港花果山游览，却没看到与《西游记》有关的文化娱乐项目，风景区的收入也只是门票收入。他说，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我们的经营者与西方文化商人间存在着差距。 

　　转变观念成当务之急 　　 

　　年轻的中国文化产业起步伊始，就面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严峻挑战。如何继续加快发展，使之成长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这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紧迫的课题。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论坛上一个被中外人士多次提到的事情是：美国人拍《花木兰》，一下就得到７亿美元，现在他们又对孙悟空产生了兴趣。相比之下，拥有极丰富文化资源的我们显得如此缺乏发掘能力、制作包装水准和市场拓展力。 

　　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当务之急是转变观念，加快文化体制的改革。“我们的资源意识、开发意识很差，一个政府包养文化，一个公款消费文化，把文化置于非常困弱的地位，这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与会的许多文化产业人士指出，要让人们懂得，只有文化产业化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本土文化。没有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文化市场的规范和繁荣。转变观念有助于人们理清文化产业的基本概念，找到政策层面及整体产业链上的不足，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在政策层面上系统化、科学化、明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