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中，沃森指出，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建者一般是大学教授，而支撑其商业前景的研究成果自然是来自他们在大学的实验室。例如Biogen（生物基因公司）的共同创办人魏斯曼，就是在瑞士苏黎士大学非实验室克隆出人类干扰素，作为治疗多发性硬化症之用，而这也成为Biogen最赚钱的产品。而一些问题也随即浮现：教授是否能以利用大学设施所进行的研究来获利？学术科学的商业化是否会造成利益冲突？而产业规模的分子生物学进入新时代后，再度煽动了尚未完全平息的安全争议：在攸关巨大金钱的情形下，这个新产业的舵手会把安全极限推至何处？沃森以一个科学家敏锐的直觉提出这些问题，来引起人们的警醒与思考。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带来大量遗传学新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重大的道德问题的思考。在《少数派报告》、《千钧一发》等科幻电影中，艺术家通过一些极端的想象表达出这样的担忧：DNA知识是否必然会造成基因种姓制度、基因的阶级制度、一个先天就决定了优胜劣汰的世界？而最基本的问题，也许是我们应不应该操控人类的基因？
 
    “这是涉及到基因伦理学的问题。”季茂业说，“多样性在生物学上是一个合理存在的东西，因为进化的压力产生了生物的多样性，多样性造就了一个缤纷世界，每一个个体在这个缤纷世界里都有它合理的地位，特殊的价值。在生物学上，我们要承认每一个个体是不同的，科学就是要研究他们为什么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价值不能因为形态不一样而被抹杀，在社会学上、在法律上，他们是平等的。”他也指出，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些问题会更加尖锐，也会碰到一些从来没遇到的问题，这样科学家就必须要谨慎。
 
    而关于人类的基因与未来，在《DNA——生命的秘密》一书的最后，沃森给读者一个充满哲理的回答：“‘爱’这个促使我们关心他人的冲动，是我们得以在地球上生存与成功的原因。我相信随着我们持续深入未知的遗传学领域，这个冲动会守护我们的未来。‘爱’深植于人类的本性中，所以我确信爱人的能力已经刻写在我们的DNA中，俗世的保罗会说，爱是基因送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如果有一天这些基因可以通过科学变得更加美好，足以消除无谓的仇恨与暴力的话，从何判定我们的人性就一定会减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