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的一天中午，英国剑桥市中心本特大街的鹰吧酒馆里，为数不多的客人正安静地进餐。

　　当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博士生克里克领着一个头发乱蓬蓬的陌生人走进“鹰吧”时，侍者发现，克里克没有像往常那样粗声粗气地向朋友打招呼，他的表情使人觉得似乎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情况。

　　是的，一件将震动世界的大事正在克里克和那个陌生青年的头脑中酝酿。23岁的美国人詹姆斯·沃森刚来剑桥不久，很快与克里克打得火热———克里克可能是剑桥惟一一个和他同样痴迷于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的人。午饭后，他们将要开始建造DNA模型。一边吃着果丹皮夹心糕点，沃森一边想：模型中的多核苷酸链究竟应该是一条呢，还是两条，三条甚或四条？

　　那时，“DNA”对于世人还是个完全陌生的词汇，双螺旋还没有成为全世界生物学家信奉的“图腾”。事实上，当沃森在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遇到弗朗西斯·克里克时，克里克的日子并不好过。   

　　那一年，克里克已经35岁，离过婚，在科学界默默无闻，研究方向跳来跳去，博士学位迟迟拿不到手，与上司和同事的关系紧张，生活与事业看起来都是一团糟。

　　可你从他带有两个酒窝、自鸣得意的脸上很难看到沮丧。他说话和笑的声音太大了，走廊另一头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皱起了眉头。

　　“我从未见过克里克谦虚谨慎的样子。”沃森回忆道，“虽然最接近他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请教，但一般来说，他不太被别人赏识，许多人觉得他太夸夸其谈了”。有一次，克里克认为布喇格在一篇论文中使用了他的一个想法而没有指明，于是跑到布喇格的办公室大声质问，把布喇格气坏了。好在克里克的脾气对沃森却一点不成问题，美国小子沃森游学四方，从加州到哥本哈根再到剑桥，怵过谁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导师和同事们觉得克里克和沃森对脱氧核糖核酸的热情是不成熟和不务正业的表现。他们本来属于一个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小组。克里克根本不懂遗传学，其实他是因为读了物理学家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这本书，才从物理学转向生物学研究的，薛定谔写该书时人们还以为遗传物质是某种蛋白质。沃森虽然做过鸟类和噬菌体（一种病毒）的实验，但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生物化学家，因为他一直逃避“头疼”的化学，也没掌握什么“吓人”的数学工具，来剑桥之前，沃森从未做过X射线晶体衍射分析实验，这是当时探测DNA结构的主要手段。

　　当时，他们已经知道，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著名化学家鲍林的研究小组，伦敦金氏学院的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都在研究这个题目。鲍林是名震天下的物理化学家（两度获诺贝尔奖），金氏学院那两位则精于X射线衍射分析技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拍的X射线衍射图尤其漂亮，让沃森和克里克望尘莫及。

　　这两位似乎认定揭开DNA结构之谜是上天留给他们的大任，需要什么就学什么，临时抱佛脚，取长补短，摸爬滚打着往前走，最终让他们取胜的“绝招”是像摆弄儿童玩具一样不断试错，直接用铁丝和硬纸板搭建模型。

　　当他们把磷酸和核糖组成的链条确定为两条螺旋上升的“扶手”，将碱基垂直于螺旋轴放置在螺旋内部梯级的位置上，一切豁然开朗。

　　1953年2月28日中午，克里克按捺不住冲进“鹰吧”向食客们高呼：“我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

　　由于缺乏准确的X射线衍射资料，其实他们还不能断定自己的模型完全正确。“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互相安慰说，这么绝妙的一种结构，简直非存在不可。”沃森在《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中写道。

　　1953年4月25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他们不足1000字的论文《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从此，一个眼花缭乱、匪夷所思的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在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之后，沃森回顾过去写出《双螺旋》，他说：“我希望本书将说明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很少会像门外汉所想像的那样，按照直截了当、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相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全盘是人为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物本身以及文化传统都起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