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作家曾经津津乐道地谈论过《安娜·卡列尼娜》的叙事结构。比如米兰·昆德拉，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安娜出场和最后卧轨自尽两个部分的细节呼应处理，曾使他多次作为个案加以探讨。安娜初到莫斯科时，一个看路工被火车轧死了。当她和伏伦斯基的关系让她感到绝望，最后精神恍惚地来到火车站时，她的初始目的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准备去找伏伦斯基；但是在站台上，当火车驶来时，她一瞬间又突然想起了跟伏伦斯基第一次相遇时那个被轧死的人，并一下子得到启示，做出了决定命运的抉择。昆德拉认为，安娜因为那一瞬间的偶然联想而选择自杀，其中的原因完全超出了理性可把握的因果关系，但正是通过这种难以言说的心理轨迹和叙述结构上的圆形呼应，托尔斯泰让我们看到了安娜从灵魂深处走向毁灭的过程。 

　　这部小说的整体架构也已经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小说虽然是沿着看似关联不够紧密的两条线索——安娜、伏伦斯基和卡列宁一条线，列文和吉娣一条线——展开叙述的，但两条线索犹如一幢宏伟建筑的双翼，圆拱结合处被砌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整体建筑显得辉煌而又自然。有人根据小说两个重要角色——安娜和列文从头至尾仅仅见过一次面，曾经对小说的这一叙述结构是否合理提出质疑。托尔斯泰本人反驳说：“……我为这样一个结构方式感到骄傲——它的拱顶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嵌接在一起的，人们简直看不出痕迹。我为此作了最大的努力。我把结构上的关系处理成这样：不是按照情节，也不是按照人物关系（熟悉程度），而是按照内在的联系。……这种结构，不是我们素常理解的那种——而是我想把它搞得非常宏大的那种……”实际上，这部小说的结构处理也不完全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说，只是依照某种内在的联系，而不依照人物关系。从外部关系分析，这部探讨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家庭婚姻问题的小说，其叙述架构是从由于丈夫发生婚外情而家里搞得一片混乱的奥勃朗斯基家入手的，并由奥勃朗斯基的家事一面引出小说的一条主线：列文和吉娣的故事，因为吉娣是奥勃朗斯基的小姨子；一面又引出另一条主线：安娜、伏伦斯基和卡列宁的故事，因为安娜是奥勃朗斯基的妹妹。可以说，奥勃朗斯基的家事就像一条通向带有阔大庭院的主建筑的甬道；沿着这条甬道，越往里走，小说中的一个个主要人物——列文、吉娣、伏伦斯基、安娜、卡列宁等——就像舞台上一盏盏色彩各异的聚光灯，依次打开，彼此辉映，并逐步照亮一个个由人物关系构成的各式各样的明室或暗室、游廊或阁楼。在小说中，平庸的奥勃朗斯基不过是一盏比较昏暗的纸灯笼，他一方面有点玩世不恭，追求享乐，一方面又精于世故，在感性生活中如鱼得水；但他的行动起到了穿针引线般的作用，把小说中的两条主线不知不觉地衔合在了一起。从内部关系分析，让两条线索联系在一起则是安娜、列文等人物面对社会环境、婚姻、家庭、情感、人生等问题时，各自不同又互为对照的思想、态度和人生选择。这些人物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兴趣，但他们又与各自周围的那些人显得那么不同——两个人都是努力穷究生活的真谛、寻找人生意义的热情的探索者：安娜是通过让被压抑的青春激情自由飞扬的方式，列文是通过哲学思考和宗教探索的方式。在谈到托尔斯泰的叙事艺术时，中国作家格非说得非常到位：“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