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采来日无多的晚年，某日去一图书馆，无意间抽出一本尘封日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记》，读后激动不已，并为自己如此晚才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倍感遗憾。但他还来不及细细研究便去世了。 
　　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哲学家对一个小说家这么感兴趣？实际上，问题不是一个哲学家撞见了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哲学家撞见了另一个哲学家。尼采是用格言体来写他的哲学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用小说体来写他的哲学著作。尼采之所以激动，是他在后者的著作中看见了自己要表达的思想。 
　　从《悲剧的诞生》到《善恶的彼岸》，尼采思想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读过尼采的人，可以容易地看出，在他一部部著作中，对形而上学和道德本体论的抨击是最为猛烈的。因为形而上学要求的是人应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这必然导致个人的情感节制（这点要尼采如何肯去接受）；道德本体论则要求思想屈从于绝对的普遍必然性，这种“在世接受”对尼采来说，实在是更加“不可接受”。道德不可能成为人间的最高法则，人的最高法则是信仰。信仰的根本性是道德无法取代的。对西方世界而言，信仰便是基督。尽管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但按保罗·科利的说法，尼采所说的这个上帝只是“形而上学的上帝”和“神学中的上帝”。与此同时，舍斯托夫将尼采的这一宣告与托尔斯泰宣扬的“至善即上帝”划上等号。这一等号的划出不无道理。托尔斯泰宣扬的“至善”是他渴望个体生存达到的一个现实，也是他内心矛盾所走向的一个依托。 
　　托尔斯泰为什么矛盾？俄罗斯的文化精神内核便是受苦。受苦之路是通向上帝的唯一道路。俄罗斯的文化大门是十九世纪初期面向西方打开的，受难基督的特殊形象在俄罗斯文化意识中发展成虔敬与悲怜，它们构成了俄罗斯理念的主要特征。《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第一部伟大的小说体哲学著作。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遭遇了“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怀疑论：一个巨大的深渊向他张开大口，威胁着要把他一口吞噬，他看到死亡在大地上的胜利……”（舍斯托夫语）托尔斯泰由此感到了不安和恐惧，于是他逃避个体生存，提出了“至善即上帝”，企图通过道德教诲来驱逐自己心头的苦恼。 
　　但个体生存困境的自救之路在哪里？尼采一度将科学视为解救良方，但科学家关心的是外部世界，对内心的困境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根本就读不懂个人的存在悲剧。事实上，科学的每一次发展，都无不是用于对人本身的摧残。尼采于是懂得，与其宣扬道德的形而上学，不如直接从人的无根性生存境况中寻找答案。于是他抛弃前者，提出了“超越善恶”的原则。 
　　这一原则几乎同时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得到了回应。 
　　《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矛盾中的产物。我读到的关于该书的评论大都是该书“反映了一个时代”之类的陈腔滥调。但在我看来，对以探索人的生存困境为哲学目的的俄罗斯天才来说，时代只是一个背影，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的重点绝不仅是他们所生存的时代，而是当一个独立的个人在放弃理性主义原则之后的生存境况。他们无意中要印证的恰恰是尼采的论点——太阳是否平等地照耀正义与邪恶。 
　　但问题是，正义与邪恶该如何区分？ 
　　早在童年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听老师讲解过殉难者耶稣基督的故事。“这个为赎洗罪孽走上十字架的形象使那颗童稚的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使他认识到苦难的代价和难以赎洗的罪孽所能带来的痛苦。”（见尤·谢列兹涅夫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在创作《罪与罚》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挣脱形而上学和道德本体论的桎梏，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也尝试挣脱。这两个终生未曾谋面的俄罗斯天才差不多在同时创作了两部主题惊人一致的小说体哲学著作。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犯下的又同是《圣经》所严厉不许犯下的“十诫”罪孽。拉斯柯尔尼科夫触犯的是“不可杀人”的戒律，安娜·卡列尼娜触犯的是“不可通奸”的戒条。 
　　他们为什么要犯罪？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青年时期，他把道德原则当作自救之路。理想主义烘托并安慰了不幸中的《穷人》，但当他看到道德主义的限度导致信仰的虚托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便痛苦地发现，神迹从来没有降临到“至善”的观念之中。他和尼采一样开始了反叛。托尔斯泰也同样在矛盾中走向了另一条自救之途，《安娜·卡列尼娜》便是他方向上的一个选择。 
　　神迹没有出现，无根性漂泊的个人怎么办？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向拉斯柯尔尼科夫和托尔斯泰走向安娜·卡列尼娜，无疑是两颗伟大的心灵不愿意再对个人的困境生存熟视无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和安娜的通奸就在于神迹不肯出现，个人无力抵达彼岸。通向上帝的道路只有通过受罚来完成。因此，不管他们犯下了什么样的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以异乎寻常的怜悯注视着他们，期待着他们的最后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