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罪与罚》与《安娜·卡列尼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焦点聚集在犯罪后的惩罚之上——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只用了一章的篇幅，安娜·卡列尼娜的失足也只用了短短一节。但惩罚是漫长的，不管他们遭遇到什么人和什么事，都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拷问。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解脱之途必须转向上帝。于是，在内心的受罚炼狱中，拉斯柯尔尼科夫遭遇了索尼雅，恍如但丁终于遭遇到贝亚德。在索尼雅的引导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紧紧抓住了这个从未有过的和丰满的感情的机会……他跪在广场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吻了这片肮脏的土地。他站起来，又跪下磕头”。这个扣人心弦的瞬间构成了全书的高潮，它最终使拉斯柯尔尼科夫“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尾声出现的这个句子意味深长，它标志着个人向信仰的靠近。 
　　安娜·卡列尼娜远没有拉斯柯尔尼科夫那么幸运。她的受罚更为可怕。评论家们总愿意将安娜对儿子抚养权的失去说成是卡列宁的不予给出，实际上，书中写得很明白，卡列宁开始是愿意将儿子交给安娜的，安娜在矛盾中自己放弃了。她为什么要放弃？理由便是她甘愿承受这一来自自我的惩罚。只有受到惩罚才能得到救赎。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安娜所受到的惩罚无不来自内心（对来自外界的任何一次谅解，她都惊慌失措地躲避）。这一自甘受苦是十字架的启示，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基督传言。当托尔斯泰满怀悲怜地将安娜的身子放上铁轨之时，托尔斯泰其实是对在世的解脱放弃。对托尔斯泰来说，安娜的“死”实则是“救”，但代价却是肉身的消灭。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身体的不放弃形成了尖锐的思想对立。 
　　但相同的是，两位哲学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发现，“善恶”其实难以超越。人间的法则（道德）与上帝的法则（信仰）不无抵触。个人的解救之途依然遥遥无期。对托尔斯泰来说，安娜的死亡是他对上帝法则的最终幻灭，于是道德的形而上学重新在身为贵族的托尔斯泰心中《复活》，驱使他跨过同为贵族的聂赫留朵夫的桥梁，再次转向“同情”和“至善”，而不是对上帝的追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甘心这种幻灭，紧跟着写下《白痴》，安排了一个活的基督——梅什金公爵出场，在必然的惨败之后，他依然固执地让阿辽沙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为其代言。在这部著作中，托尔斯泰囿于道德的“兄弟之爱”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攻击成碎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来说，正是道德的形而上遮蔽了上帝的临在。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梅什金—阿辽沙，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的“三位一体”。在这一点上，出自平民阶层的陀思妥耶夫基无疑比托尔斯泰更懂得耶稣在世的意义。因此也只是他，而不是托尔斯泰，与尼采结伴走向了善恶的彼岸。这个彼岸既是彻底的荒谬，又是存在的真实处境。 
　　等尼采发现甘当“地下室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感到“太晚了”，这是身处彼岸的孤独叹息。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重读《罪与罚》和《安娜·卡列尼娜》，我们看到的是仍然留在“此处”的救赎问题。可惜的是，现代人对这一问题几乎视而不见，这也许比问题的本身更为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