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这个问题有点让我吃惊。美国出版商福尔马茨·布吕和德国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将我请到了瑞士苏黎世，库尔特·沃尔夫曾对我说：“我非常喜欢您刚在德国出版的《铁皮鼓》这部小说里表达的思想，我想先在美国出版这本书。您觉得美国读者能读懂它吗？”我说：“不。这个故事发生在外省，发生在但泽，确切地说是但泽市郊，书里的人说的都是方言，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么一个小地方发生。如果巴伐利亚人能读懂这本书，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对他说的那句话印象深刻：所有有意义的文学作品都是立足于当地生活的。这本书先是在美国，后来又在40多个国家出版。

　　但时至今日，读者对我作品的兴趣都还集中在《铁皮鼓》上。1956年，我开始在柏林写作《铁皮鼓》，之后又创作了《猫与鼠》和《狗年月》。对于我来说，这三本书属于一个整体。我觉得，《狗年月》是《铁皮鼓》的一个提升。不过现在谁愿意听作者说话呢？《铁皮鼓》是一部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流浪汉形象，这是一个那个年代的小人物，他的谎言、他的野蛮、他的梦想、他所有的可能与不可能都在书里出现。《铁皮鼓》中为数众多的配角都以这个主角为中心。而《狗年月》有三个叙述者，这是一本复杂得多的小说，真相变化无常，事实与事实之间相互对立，读者要从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当然，这是作者的评价。对于我来说，《狗年月》是这三部小说的一个完结，《铁皮鼓》则只是一个开始。对我来说这三本书是一段独立而自成一体的写作过程.。

　　问：奥斯卡在3岁的时候停止了生长，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局外人，能够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能够准确地看待当时纳粹统治的环境以及小市民的生活圈子，看到了纳粹环境的怪诞、荒谬。

　　格拉斯：1950年代早期，我那时候是一个艺术系的学生，第一次出国旅游，去了意大利，然后去了法国，并且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来描述在那里看到的一排圆柱。如果一个局外人从外部观察一个社会的话，他看到的就是这样一排柱子。奥斯卡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的，他从桌子底下观察这个世界。虽然他停止了生长，但他一直在经历事情。

　　我很喜欢他关于马戏团的经历，马戏团是《铁皮鼓》里的重要情节。马戏团是梦想与现实直接相连的地方，也是流浪汉小说也是欧洲小说的重要形式，通过主人公的流浪生涯来反映他的时代。拉丁美洲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里也有流浪汉小说的内容。在德国，人们有意识地去读、去写这种题材。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伟大作品，如伏尔泰的《天真汉》或者狄德罗《雅克和他的主人》等都是遵循流浪汉小说的传统而创作的。在路德翻译《圣经》和格里美尔豪森之间的一个世纪，有一位伟大的作家，把拉伯雷的《巨人传》翻译成了德语。不仅是翻译，他还进行了再创作。格里美尔豪森读过这一版本的《巨人传》，并参考了它的结构。这位17世纪的伟大作家博览群书，并且很关心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发生着什么，也许他也会关心法兰克福书展上都有些什么。

　　格拉斯1927年生于但泽，如今他也是这座波兰小城的荣誉市民。这座城市是格拉斯最重要的小说故事背景，《铁皮鼓》、《狗年月》和《猫与鼠》合称为但泽三部曲。但泽是一座充满历史诡异的城市，这座原属于东普鲁士的港口城市因为一战德国战败被划分为自由市，实际上就是划给波兰。1939年，希特勒重占但泽，二战随即爆发。纳粹战败后，但泽重新被划为波兰所有。这样一座被历史戏谑的城市成了老乡格拉斯写作的舞台。格拉斯与赫塔·穆勒，两位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来自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创伤之地。

　　问：您刚才也指出过，《铁皮鼓》对您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负担”，您从来不说“我最好的小说”。但是我知道一个批评家，也许您也认识他，他曾说过：“我在格拉斯的作品里找不到比《铁皮鼓》更好的小说。”

　　格拉斯：他要以此谋生嘛。但是我靠别的东西活着。如果你们也写过东西，你们会有体验。要写作一部小说，一个虚构出来的故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要坐在它面前，要把握一片很大的区域，害怕文字会污染洁白的纸张。我的每一本书都是这样开始的。有的作家发现一个题材，然后就会把它当作自己毕生的题材来写作，你们都知道这样的作家，我也都是这么过来的。每本书都有一个新的开始，也许可以说，一本小说就像一个广阔的世界。《铁皮鼓》就是这样，它严格地围绕但泽展开。

　　问：您提到了但泽，这是我接下来想问您的。这座城市，它独特的氛围，它位于德国和波兰的边界。对您来说，《铁皮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乡土小说。

　　格拉斯：这是一个失去了的家乡。如果你失去了什么东西，你会强迫性地去回想它。而文学是很神奇的东西，它提供了这么一个可能性，把某些绝对已经失去了的东西用写作的手法再现、重生出来。这三部小说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