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德国，十九世纪格林兄弟的童话可谓家喻户晓。二十世纪以降，德国人创造的另一种“童话”也流布甚广，但却鲜为人知。何以见得？格拉斯在小说《猫与鼠》中道出了这种“童话”炼制的原委。
　　小说主人公叫马尔克，是纳粹统治时期但泽一所中学的学生，他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他脖子上的喉结出奇得大，说话、吞咽时如同老鼠一样蹿动，不仅引起周围人的鄙视和戏弄，甚至连一只黑猫也将它当作老鼠来捕捉。小说一开篇就描述了这样的场景细节：“马尔克仍在睡觉，或者看上去像在睡觉。……猫一蹿一蹿地过来了。马尔克的喉结引人注目，因为它大得出奇，而且一直在动，投下了一道阴影。场地管理员的黑猫在我和马尔克之间拉开架势，随时准备扑上去。……这是因为马尔克的喉结在猫的眼里变成了老鼠。猫是那样年幼，马尔克的喉结是那样灵活——总之，这只猫朝着马尔克的喉结扑了上去。或许是我们中间有人揪住这只猫，把它按到马尔克的脖子上的；或许是我抓住那只猫———要么是忍着牙痛，要么是忘了牙痛——让它瞧瞧马尔克的老鼠。约阿希姆·马尔克大叫一声，脖子上留下了几道并不明显的抓痕。”不要小看这个小片断，它像主题一样在小说各部分反复出现与变奏。它其实是整个小说的核，极具象征意味，并最终奇迹般地被炼成了“童话”。
　　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的社会里，异端、异见和异人（包括生理上的畸形）应该得到容纳和尊重，更不用说某个社会成员的喉结“大得出奇”了。但在纳粹德国不是这样。人们“描述马尔克的喉结，好像是在谈论一个鸡嗉子”。
　　因此，“他本该去修理一下他的喉结。所有的毛病恐怕都出在那块软骨上”。在小说中，马尔克不但去“修理一下他的喉结”了，比如想方设法在脖子上戴各种饰物，甚至偷走海军少尉的铁十字勋章，以致被学校除名；而且他还竭力按纳粹的标准去做一个“粹人”，在二战中因充当炮灰更“粹”而获得一枚铁十字勋章。小说中还有一个类似马尔克的人——那个被怀疑偷了铁十字勋章的布施曼。尽管他身体孱弱，但有一个动辄冷笑的“毛病”：“这个淘气包即使挨了十几个耳光之后仍然不会停止那种永恒的、从娘胎里带来的冷笑。”他的冷笑在受审问时也不曾消失，审问者先给他两记耳光，然后高声吼道：“你应该把冷笑收起来。不准再笑了！我非要改一改你这种冷笑的毛病不可！”但作者确信：“这种冷笑经久不变，不至于这么快就消失殆尽，它在无数次战斗和币制改革（1948年）中幸免于难，甚至当领口空荡荡的海军上尉期待着审问成功时，这种冷笑就已经战胜了马伦勃兰特老师的耳光。”
　　从懵懂寡欢的中学生到战绩耀眼的纳粹士兵，这个“喉结大得出奇”的士兵已“淬炼”成一个“粹人”，他也自以为会被纳粹社会所接受。他对家人回忆起有关喉结的少年往事，竟像谈论一个美好的“童话”一样。作者何以要质疑编造这个童话的作者？其实是告诉读者：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人都参与了编造过程。人们总是将咒骂的唾沫堆积在“罪魁祸首”身上，可是谁敢说自己的手是干净的？

二
　　这个德国“童话”的炼制过程，可以在历史和政治中找到它的程序和语汇。而小说家要做的，是如何艺术地呈现“童话”炼制的精神氛围和时代征候。在我看来，象征性反讽是格拉斯在这篇小说中使用的主要手法。
　　小说的核心象征是那艘在战争中被击沉的“鸥”级扫雷艇，以及围着这艘“沉船”飞来飞去的“海鸥”们。“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使我们整整三个夏天都迷恋着那条布满鸟粪的破船。”若干年后，这样的疑问盘旋在叙述人皮伦茨的脑海中，同样也盘旋在经历过纳粹统治的德国人的脑海中。“我们”就跟那些海鸥们一样，“经常撞击锈迹斑斑的舰桥”，并将灰白色的粪便洒在甲板上。马尔克的玩伴们一登上“沉船”的舰桥，便用手指甲去抠海鸥变硬的粪便，而且还“自愿咬过这种灰白色的、像贝壳碎屑似的小粪团，将它嚼成泡沫状的粘液，吐在甲板上面”。接下来，格拉斯近乎发出了一阵冷笑，他写道：“这玩艺儿嚼起来没有什么味道，或者像石膏，或者像鱼粉，或者像其他随时可以想象出来的东西，譬如：幸福、姑娘和亲爱的上帝。唱歌唱得很好的温特尔说：‘你们知道吗？那些男高音歌唱家每天都要吃这种海鸥屎。’”海鸥就是这样与“纳粹人”发生关联的，读来自有一种浓烈的“讽趣”。马尔克后来从沉船的密封舱中打捞上来留声机和唱片，并让它们重新“唱”起来：“应该提到的还有海鸥。它们仍然莫名其妙地尖叫不止。当下面的留声机播放查拉的歌曲时，它们叫得更欢了。刺耳的叫声简直可以震裂窗玻璃，仿佛是一群已故的男高音歌手的魂灵在呼号。”甚至青年义务劳动军所戴的帽子，“通体都是那种风干的排泄物的颜色”，被戏称为“带把手的屁股”，而马尔克也是其中一积极分子。最后的结局也是象征性的。他想去母校作一个报告，以便洗刷从前因喉结过大而带来的羞辱，可是他仍未得到母校认可，最后他报复了校长，然后像水老鼠一样钻进中学时代经常潜入的一条沉船，再也没有浮上来，成了真正的“沉船里的死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