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被纳粹组织所吸引。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党卫军是一个罪恶的团体。我很幸运，能在书里把这一切写出来。有一个时刻，我对这个国家感到恶心。

　　问：当然，读者现在可以说，《铁皮鼓》是这样一本小说，它的作者肯定是对纳粹有一定的了解。它的题材非常具有可塑性，它的语言艺术很伟大。它是一部著作，真实地刻画了纳粹时代。

　　格拉斯：但我不是一个人。您看看和我同时代的作家们，恩岑斯贝格、马丁·瓦尔泽等，他们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代人被引诱了，或者可以说，我们任由自己被引诱了，被一个专制政体。我经常自问，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甚至是信息过剩的时代。我从报纸上得知，在60亿世界人口中，10亿人在挨饿。而这只是众多新闻中的一条。我们的社会变得麻木不仁。20年前，民主德国的人们走上街头，打出口号“我们是人民”。但是这种精神现在缺失了。这让我深思，现在这一代人，他们知道那么多，他们获得那么多信息，但是他们却很被动。

    “这是一个失去了的家乡”

　　1959年《铁皮鼓》出版，经过10多年的遗忘和经济复兴，纳粹罪行逐渐从德国日常生活中隐去，用格拉斯的话说，社会中充斥着市侩气，“自我封闭又相互排挤”，格拉斯觉得有必要说点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振聋发聩的《铁皮鼓》。不过小说出版之后，在德国和美国都受到不少恶评，有人审判这部小说“色情”并当众焚毁，就像在纳粹时期一样，有评论说它，“这本书亵渎神明……故意地、让人讨厌地亵渎神明……阅读《铁皮鼓》就像经历日耳曼人的噩梦一样。”

　　问：我想回顾一下您创作《铁皮鼓》的年代，您当年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据我所知，在写作《铁皮鼓》的时候，您的经济情况似乎不太好。

　　格拉斯：对于经济状况我当时倒是不太操心。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发疯了，因为我决定要成为一名艺术家，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有一次在巴黎，我是拿一幅石板画来支付牙医账单的。我没有现金，为了赚钱，就像古代游吟诗人从一个领主跑到另一个领主那里一样，到处兜售我写的诗。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生活状况。

　　说到1950年代的德国，那年代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复辟时期，那是一个市侩、自我封闭又互相排挤的时代。那个年代人的行为，就像是被恶魔蛊惑了一样。我觉得我必须得写点儿什么。人们会因为各种原因写书，个人的野心、对语言的兴趣、对写作的兴趣等等，当然还有对社会现实的愤怒，我觉得我要对此写一些东西，这也是我写作的原因之一。

　　问：但1959年《铁皮鼓》出版的时候，在当时的文学界可以称得上是一件“丑闻”。例如，1960年，您曾被授予不来梅文学奖，但因为不来梅市议会的反对，您又被剥夺了这一奖项。这本书曾经被指责为“色情小说”，当然它不是。

　　格拉斯：有一些新教年轻人曾经烧过这本书。正如我们刚才说的，1950年代是一个复辟时代，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在联邦德国，有些人就像纳粹时代的法官一样，比如他们对《铁皮鼓》就进行了审判。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阿登纳内阁主张对书籍进行审查，第一任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也投票赞成这一法案。我在《时代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受到了审查。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烙印，现在几乎很难想象。

　　说到这里，我想谈一下这次书展的主宾国中国。我也知道，许多人都要批评中国。但我们联邦总理怎么能够用那样一种态度来抨击中国呢？这只会引起德国人对中国的误解，这是挑衅的、极端的！至少中国取得的成就要多得多，我相信，她也知道，我们自己的民主也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一样。

　　问：那么我们是不是最好对此不予评价？

　　格拉斯：是的，最好不要说，而且也不是用这种方式和语气来说。如果你要批评什么东西，就必须确实进入到那个环境中去，然后才有资格去评价。如果你想干预别人的事情，想要批评别人，那么你必须首先管好自家门前的事情，这样你说出来的话才有人信。这就是我说的有个自家的“篱笆”，新闻工作者也要好好学学如何扎紧自己的篱笆。要去伪存真，看到事实的真相。

　　奥斯卡拒绝生长。他保持着孩子般的样子，矮小、看起来很单纯。奥斯卡作为一个小人可以在战争中幸存，但是他无法逃避罪责。他促成了他妈妈的死；他对他舅舅（他的生身父亲）的死也负有责任，他还导致了他的父亲因为被纳粹党徽章卡住喉咙而死于苏联士兵的枪下。战争之后，奥斯卡终于在一个运货车厢里继续生长了。一个拥有超自然能力的鼓手。奥斯卡对成长的拒绝被认为是国家罪行的象征符号。

　　问：《铁皮鼓》从问世到现在，大家一直在读它，您怎么看待这部小说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