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奥威尔称为“先知”，但事实上看《奥威尔传》，你会发现，他原本是个自找苦吃的圣徒。在《奥威尔传》中，作者认为奥威尔的一生由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时危及生命的决定所组成。他加入缅甸警察而不是上大学；在巴黎洗盘子和在英国流浪，而不是干好一份职业；在沃灵顿村种菜和开一间小铺子，而不是鼓励爱琳(他第一任妻子)完成学位。他刚结婚就去了西班牙，与无望取胜的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并鼓励爱琳在战时去巴塞罗那，从而让她也遇到生命危险。他在德军突袭期间搬到伦敦住，而所有别的人都在争取离开；他在病得很重时自寻绝路在朱拉岛居住。他的第一任妻子在他的《动物农场》出版的前一年因为手术打麻药而致死，没有来得及分享他奋斗15年终于在文学上获得的成功。他的第二任妻子只在临死前跟他结婚，有人认为她不过是为了分享他的遗产和声名。等到奥威尔终于得到了名声和成功时，却成了一个垂死的人，有了名声却病得不能离开房间，有了钱却没有花的地方，有了爱却不能参与，他尝到了垂死的痛楚。

    如果时间可以倒推，如果不是在朱拉岛上的苦日子和写《一九八四》的劳累，奥威尔会不会活得更长久？会不会写出更多的杰作？无人知晓。但是熟悉奥威尔的人都知道朱拉岛和《一九八四》让他的生命尽早画上了句号。1945年8月《动物农场》的出版让他声誉鹊起，但他没有安于享受奋斗15年取得的文学成功，也没有安于享受名人生活，而是逃离这一切，自讨苦吃跑到朱拉岛以再次得到思考的时间，《一九八四》正在他脑中成形。朱拉岛是一个接近零海拨，气候潮湿，生活艰苦的地方，冬天非常荒凉、阴暗、令人沮丧。有一间浴室，但不通电，也没装电话，食物和交通非常困难。在写作期间，奥威尔还带着自己的孩子和朋友的两个孩子在一次出行时掉进海里，差点被淹死。 

     1947年4月再次回到朱拉岛并在那里艰苦度日的奥威尔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曾经两度住院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他断断续续写《一九八四》。1948年7月28日出院后，一回到朱拉岛，他就继续写，本该注意保养身体，但他“不得不写作这本写得很不顺利的书”。他在11月完成了最后一稿，发现字迹太难辨认，做了很大努力他都找不到谁愿意来朱拉岛帮助一名著名作家处理他非凡的手稿——甚至报酬为当时的两三倍也找不到。疲惫的奥威尔急于继续工作，并且和时间竞赛，居然决定自己打。本来可以去伦敦找一名合适的打字员，但是奥威尔拒绝离开朱拉岛。他坐在床上完成了最后一份15万字的打字稿，然后最后一次垮掉，再也没能康复。创作《一九八四》要了奥威尔的命。 

     1949年1月9日，他住进了疗养院，一年后他去世了。 

    《一九八四》的成功一大半是因为它惊人准确的预言。从前的殖民地蜕化的寡头政治和专制，苏联经济在20世纪后半页的失败。不知道是奥威尔精确地预见了历史还是历史精准地抄袭复制了奥威尔的预言。这部夺命之作为他赢得了“先知”的声誉，也在世界的文学史册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