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在马来群岛追逐蝴蝶的时候，他的同胞也成千上万地在英国老家做同样的事情。那时还发明了一种特别的蝴蝶网，折叠起来活像一把伞。人们拿着它走路，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有一本1843年的册子《收集、饲养、保存英国和外国昆虫指南》，就有下列一段开场白(这个册子现在安置在国会图书馆的一个大信封中，书页已像蝴蝶翅膀一样脆弱了):

    思考造物主的创造，是理性思维的最大快乐。就像阅读充满奇迹的书一样，我们从中发现上帝的无穷善良与力量。上帝在创造原子或创造世界的过程中，都同样表现了深不可测的智慧。在引起我们惊羡的自然物体中，昆虫的出现是罕有其匹的。昆虫数量巨大，种类无穷，蜕变过程惊人，美丽到极点，有些昆虫小巧玲珑，另外一些结构复杂奇妙，超过了别的高级动物——所有这些都证明万能上帝的神巧，引发我们的惊叹和崇敬。

    我长大以后并没有成为经常戕害生命的人。然而，我未来的性格早在六岁挥动绿色捕蝶网的时候就渐渐形成，像虫蛹一样存在了。这个女孩子怕羞，爱动脑子，爱挑剔；别的孩子不怎么喜欢她，大人却喜欢。她对于命名的方法着了迷。从捕捉、研究蝴蝶的一套工具中学会了与别人竞争，这种竞争观念是虚假的，但使她很愉快。她对自然的想法是极端浪漫的；她爱美爱得发疯；什么东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干起来情不自禁。她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黄缘蛱蝶前翅的准确曲线，亚美利加杏凤蝶后翅上红斑的阴影……对于行为、居住之类的大事反而不注意了。虽然她现在不收藏蝴蝶，改为收藏书了，但是，三十八年以来很难说这种性格改变了多少。

    我读过一本关于收藏的书，所载收藏对象包括厕所手纸维他麦包装盒，航空呕吐袋等，收藏人的照片都登在书上:一律为男性，看上去傻乎乎的。我父亲的表弟威廉·詹姆斯·西迪斯是个天才儿童，三岁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十一岁进哈佛大学，可是终其一生只是个收入很低的小职员。他收藏电车的转乘车票，一共达到两千多张。西迪斯一生不得意，模样也是傻乎乎的。收藏一些无生命的东西，本质上既不美丽又无意义，和收藏书画或中国鼻烟壶可不一样，只反映了收藏者没精打采、缺乏自信。所有的收藏活动都看似容易，实际上很难。但是像西迪斯这样有才能的人，竟不能在工作中、在业余爱好中找到和他相称的事情干，实在是十分可怜的现象。

    然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却有一位纳博科夫——我相信他有足够的重量胜过整个鳞翅目昆虫怪物的队伍。我有一个看法:如果你从来没有用网捕捉过蝴蝶，你就不能真正了解纳博科夫。在十岁时与比亚里兹的一个九岁女孩私奔，什么行李也不带，只在棕色纸袋里装了一个折叠的蝴蝶网，普天下只有纳博科夫才干得出来这种事。他在欧美两大洲追逐蝴蝶，前后达六十年。有七年时间他在哈佛大学当昆虫学研究员；在他进行分类研究时，由于长时间在显微镜下观察切割下的蝴蝶生殖器官，导致视力受到永久的损害。他发现了几个蝴蝶的新种类和亚种；还写了二十二篇关于鳞翅目昆虫的论文，包括1951年对我所崇仰的克洛兹所作的评论，登载于《纽约时报书评》。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第六章是关于收藏蝴蝶的最伟大的散文作品，他在开头描写了他想捕捉的第一只蝴蝶(一只凤蝶)，在结尾的一段写道:

    最高的永恒快乐，就是站在一群稀有的蝴蝶及其食用植物中间——四周风景可以随便选择。那是一种狂喜的心情，狂喜的后面还有别的东西；就像刹那间出现了真空，所有我喜爱的事物都冲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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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收藏家的第二阶段，也是和聪明的哥哥共同度过的。那时，我们有强烈的意愿，要认清楚各种小鸟和灰蛾。这种活动用不着杀戮生命，是比较纯洁、善良的。如果说，我们童年的主题是捕捉，那么，我们少年时期的主题便是收藏与保管——把收藏的物品分类，贴上标签，拣选，安排，展示出来。蝴蝶只是一个细小的撬棍，它为我们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于是，我们就十分认真地企图把整个自然界——所有的门、纲、目、科、属、种(这个顺序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像十二岁时背诵帮助记忆的顺口溜一样)丝毫不漏地通通塞进家中的一间多余的卧室中。根本没想过是不是放得下。

    我喜欢读纳博科夫写的故事《圣诞节》。一位名叫斯列普佐夫的人死了儿子；儿子喜欢收集蝴蝶。他悲痛得不想活了，强忍着悲哀清理儿子的遗物——蝴蝶的展示板，标本夹，一只仍然带着夏天日光下草香的捕蝶网。突然间，在一个饼干筒里，由于温度升高的原因，一只巨大的皇蛾的蛹从沉睡中醒了。和老鼠一样大，有皱纹的黑色生命从壳里爬了出来，慢慢展示了双翅。斯列普佐夫目睹了这个奇迹，立刻懂得了他必须继续活下去。《圣诞节》是关于蝴蝶的故事，也是关于怎样当父母的故事。我认为:我们养育孩子的原因之一就是通过孩子来领会皇蛾那样的奇迹。我们要懂得，尽管我们有些部分被我们抛弃，以为已经死了，但实际上只是在睡眠而已；旧的欢乐会重新出现，更加鲜活，形式上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