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好半个世纪多一点之前，一位沮丧的作家写了一篇“小品文的温婉哀歌”(A Gentle Dirge for the Familiar Essay)，哀叹一种风格的文体即将消亡。“它已经沉落到西天的地平线。整个星座里有庄重的态度，恰如其分的引语，希腊文与拉丁文，清晰的语言，谈话式的文风，绅士的书斋，绅士的收入，以及绅士本人。”
    这位作家就是我的父亲克利夫顿·法迪曼(Clifton Fadiman)。有关他的描述，他的邮箱、废纸筒、他的失眠症，都在本书的几篇随笔中出现过。“小品文的温婉哀歌”本身就是一篇小品文。它像中国套盒一样闪动着与众不同的特色。它的完美正好反驳了它要传送的信息。
    这篇预告本身即将结束的小品文，它本身还顽强地存在着，这就意味着从前的预言家们也许是错误的，现在的预言家也一样。虽然我父亲列举的大多数特色确已离地平线更近了，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仍旧历历在目。我指的当然就是谈话式的文风。我学会了这种文风，是在法迪曼家里的餐桌上，和辛辣的咖喱、腐味的斯提尔顿奶酪一起品尝出来的。谈话式的文风是我父亲一生的中心，是我一生的中心，也是小品文的中心。
    今天，人们已经不常听到“小品文”这个说法了。这种风格的全盛时代是19世纪初期。  那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在白兰地和烟草的影响下，做梦一般写出了《伊利亚随笔》。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在浓茶的影响下，匆匆写出了《燕谈录》(Table Talk)。小品文不是面对千万人写作，而是只对一个人讲话。仿佛两人并坐在熊熊炉火前，敞开领口，手捧心爱的刺激性饮料，长夜的闲谈就这样延伸下去。作家的看法是主观的，提到的事总是具体的，表达方式东拉西扯，性格的怪异十分明显，哈哈大笑往往是在嘲弄自己。虽然写的是自己，但也同时写一个主题，写熟悉的事，非常热心的事，所以文字总是充满恋人般的亲切。因此，大量的篇名总以“谈”字开头：“谈洗衣妇”，“谈平凡的批评家”，“谈观念相同的人”，“谈以个人丑恶淆乱道德的危险”，“谈霍加斯(Hogarth)的性格与天才”，“谈作家的谈话式文风”，“谈青年的不朽感”，“谈剧院里发出嘘声的习惯”，“谈兴味”。谈兴味！  那才是小品文最简明的概括。
    当今读者碰到的，是大量评论式随笔(用脑多于用心)，大量自我式的、非常自我式的随笔(用心多于用脑)，但是小品文(用脑用心分量相等)却很少见。如果我要把兰姆写于1821年的“谈耳朵”改写为21世纪的评论式随笔，我就会写到芭芭拉·卡特兰(Barbara Cartland)早期作品里的后现代主义听觉形象。如果我要写一篇当代自我式随笔，我就会告诉你，我左耳垂上有个粉刺，在大学生舞会上我无法用化妆品掩盖它，那粉刺是我的男友用舌头舐出来的(他怎么会弄得那么尖)；我还会说我曾把滚石乐队的音乐光碟“Jumpin’Jack Flash”调到最大音量，结果使我的听觉受到损害。但是这两种随笔我都不想写，也不想读。我仍旧喜欢兰姆的原著——他主要讲自己在音乐上没有才能，也讲到古钢琴、钢琴、歌剧演唱、繁华街道、木匠锤子等发出的各种声音。换句话说，作者既谈到自己，也谈到这个世界。
    我相信，为了小品文的生存，是值得奋斗一番的。这本小书就是我在奋斗中的一点贡献。它既宣示了我对这种风格的尊敬——不，是我的爱，也表现了我本人的性格。我的性格中混合着自我陶醉和对外界的好奇心。这种性格不适于写许多种文章，却适合写小品文。集子里十几篇文章是从1998年开始的七年当中写成的。除最后一篇外，顺序都按写作先后安排。有些文章讲我生活中的事(学会使用电子邮件，从城市搬到乡间)，有些是外界事件促成的(文化论战，其伤亡仍在上升；美国重新发现它的国旗，写于“9·11”事件三个月后)。文章写作的时间，我都保留不动。虽然这些文章不是在白兰地、烟草和茶的影响下写的，但是在写冰淇淋的时候，我吃了大量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在写咖啡的时候，我感受到咖啡碱导致的强烈耳鸣；关于夜枭的文章，每一个字都是在午夜和黎明之间的时分写的。有三篇随笔是在伟大人物的影响下写成的，他们是斯蒂芬森(Vilhjalinur Stefansson)，柯勒律治(Samtlel Taylor Coleridge)以及与我最贴心的查尔斯·兰姆。我喜欢想像，当我坐在桌前向我的读者谈心的时候，兰姆的影子就在我身后瞧着我动笔呢。
    本书的书名，意在表示我的兴趣是广阔的(谈大事)，然而我注意的焦点是近处的(谈小事)。写这本书时，我偶然读到哈兹利特的随笔“谈大事和小事”，文中说：“心智和眼睛瞳孔一样，可以扩大或缩小，这样才能够观察广大或狭窄的表面，找到纷繁的事物，产生对一切事物的注意。”这正好是我的感受。
    我和父亲不同，并不相信写作小品文的能力在于彬彬有礼(我就不是)，懂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学过一点早忘了)，是一个绅士(我肯定不是)。如果心理学家要分析我对小品文的迷恋，他也许会提到克利弗顿·法迪曼的另一段文字，那段话认为女人很少写小品文，因为“这种形式不吸引她们”。哎呀！它可吸引我呢。我还希望它吸引足够的作家——以及读者——这样，就不必为它的消亡唱温婉的(或其他什么的)哀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