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江泽民传》前，我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一档关于中国企业兼并与收购的电视节目，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放，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时这个节目被《华盛顿邮报》称为那一周最好的电视节目。

    这个节目在美国放映的时间是2000年9月。很巧合的是，在同一周，江泽民主席接受了美国《60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的采访，那是一档在美国非常有名的谈话节目。我收看了那期节目，江泽民讲自己的经历和生活，他接任总书记时面对的各种压力，还有他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发现，想要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话，描写江主席的一生，将是一个很棒的方式。于是我决定通过写《江泽民传》折射20世纪中国的时代变迁。

    我知道这可能很难，因为没有人获得过这样的允许。最后，在获得宋健博士支持后，我见到了一些重要人物，也见了一些政府机构。

    我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汪惠炯，他是江泽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是一位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两个女儿在美国，一个女儿是律师，一个女儿是计算机专家，他很喜欢我写的科学方面的一些书。我和汪惠炯聊得很投机，我告诉他想写江泽民传的想法，我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他觉得我是真的想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中国，给我谈了很多江泽民的故事。

    后来，我就获得了一些采访机会。一些人同意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同意，我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的允许，包括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江泽民的大学同学童宗海、江泽民在长春工作时期的同事沈永言等人，他们告诉了我许多江泽民不同时期的故事。没有人对我说过“不”，接着，我开始着手准备一个又一个的采访。

    我跟江泽慧见过很多次面了，我和她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和她之间的采访涉及了很多细节，那是一次非常漫长的采访，探讨他们家的家族历史，采访了很久的时间。

    那段日子，我每天和许多人聊天，每天就这样不停地聊天，这些聊天并没有事先组织，只是我自己对此满怀热情。公平地说，有些采访对象，我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们我真的想写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我在谈论中国。我从不同的采访中挑选我需要的故事，慢慢积累了很多素材。

    我基本的方法就是，我告诉每一个我采访的人，我认为中国过去80年的历史非常重要，而通过谈论江泽民主席来向世界介绍那段历史意义非常重大，请你们帮助我很好地完成这个工作，因为你们也不会愿意我把这个事情做糟。

    当然，在写《江泽民传》之前，我联系了负责外宣工作的国新办，我和赵启正主任和其他工作人员有很好的关系，他们在每个方面都给我提供了支持。此外，宋健给提供了很多帮助，阎明复也提供了许多资料，还有我的长期合作伙伴朱亚当，他是我第一次来中国的翻译，1994年以后我们开始一起工作。

    除了采访，我还需要其他历史和重要材料来完成这本书，我需要一手的资料。我从冷溶那里获得了很多帮助，他现在是中央文献室的主任，他是我在中国政治理念方面的导师，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叶永烈只给我提供了几页纸，很简单的东西。当时我有写《江泽民传》这个想法后，我想找一个人帮我来做点研究，提供一些研究的材料。所以有人把叶永烈介绍给我，我们在电话上有了沟通，但是他最后的想法是想和我一起写作这本书，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联系了。

    《中国30年》:写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的想法

    2007年12月9日，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在与库恩的一次会谈中问及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并提到如果由他来写一部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书，一定很有意义。

    对于这个提议，库恩觉得难度太大，他的想法是可以在《纽约时报》或者《新闻周刊》上写几篇文章。最后，他还是接下了这个活。库恩和助手朱亚当列出了一份庞大的采访名单，因为要错开2008年的春节和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他们的采访从3月份开始。

    和上本书一样，《中国30年》获得了很多机构的支持。库恩不愿意提及他是如何获得具体帮助的，只是很炫耀地说，除了采访到关键的政府高层领导人外，他获得了中央文献资料室很多新解密的党内文献，比如“有些去世领导人一手的回忆录和谈话录，其中有1978年于光远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底稿，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以及1992年的两次在广东的行程发表谈话的所有内容”。

    最初完成的初稿共41万个英文单词，翻译成中文后超过80万字。中文版删掉了30万字。和上次出版的《江泽民传》一样，国内的出版社和审查机构对《中国30年》进行了删减。和英文版不同的是，“一些高官的生活和个人细节；还有些提到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都被删掉了，而在英文版里，这些内容却被保留下来了。”

    写《江泽民传》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但这本新书不是我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