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完成江泽民传之后，我第一次理解了科学发展观，但我发现我对于中国的“多元化”了解太少了，我了解中国的很多事件，比如撞机事件、轰炸南联盟事件，都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来认识的，但是我对于中国的省份，中国的复杂性、多元性都不太了解。

    所以当时冷溶主任告诉我，你必须到中国多去一些地方看看，既要去广东、浙江、江苏看看，也要去甘肃、四川、重庆等西部看看，去了解中国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从2005年开始，我就和朱亚当一起，我们开始了一个深入的、大规模的研究调查，我们走访了四十多个城市。

    2005年早些时候，我们去了浙江，就跟习近平见面了，我们谈得非常愉快，我们也从他身上了解了关于浙江发展的一些情况。一年后，我又再回到浙江去，跟习近平书记见面，去了解所谓的浙江模式。第二次访问浙江以后，浙江省的新闻办联系我，说他们要在美国举行一个浙江周，希望我帮助他们在美国的媒体做宣传，后来这个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中国30年》这本书里，赵启正和蔡武主任帮助我理解胡锦涛主席的科学发展观。国新办现在的主任王晨，对我的书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对接受我采访的官员，我很坦诚地告诉他们我想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也很真心地告诉我，他们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他们给我提了很多建议。

    但是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我有两个方法，第一，我会尽量抓住他们的原话，来展现他们对于中国的理解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会去粉饰。第二，我在书里也会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举例来说，我在采访的时候，有很多受访者会对中美关系和一些事件，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比如在撞机事件中，美国的动机是什么，甚至美国在批评中国的人权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什么动机，有的甚至希望我会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我会尽量保持我的独立，我会尽量清楚地、原汁原味地把他们的想法告诉读者，另外，我即使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也会在给出他们的观点后，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理解告诉读者，我不会做其他方面的妥协。

    关于我在美国的15人创作团队，它不是我的创作团队，他们是我的一些翻译。我找到一些材料以后，我就请他们来帮我翻译，这两本书，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同时，我自己也有删改、编辑的地方，最后我也会重新看一遍，对文字做一些修改。关于每个字都是我自己改的，我对这些文字也负全部的责任。

    在采访官员方面，我是外国人，可能这方面有些优势，比如是你去美国采访那些内阁成员，可能机会比我大得多。如果我去采访美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我可能只是位列几百名之后的一个作家。

    从2008年7月份开始，我连续不断写了六个月，每天都是写作15个小时，有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甚至每顿饭都是在电脑旁边吃的，我想的是，我要写出能跟这个重大主题相符合的一本书。

    中文版有几层审稿的程序。在中文版的编辑过程中，编辑也会一再告诉我，他们在中文版的改动，并不会影响英文版，“英文版我们不会去审查”。有些在中国比较敏感的话题，在中国会被删除，我也会理解，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但是我相信，我要表达的意图，绝大多数在中文版里都有所体现。

    和《江泽民传》相比，非正式的官方认为，这本书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一个重大项目，有很多高层领导人对我的项目表示了支持。大部分受访者我已经把书送出去了，我也感觉到，这本书更多意义上是他们的书，不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