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驻中国的西方记者很妒忌库恩。和4年前的《江泽民传》一样，《中国30年》再次让库恩成为中国传媒的焦点。

    《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的出版，库恩再次来到中国，展开全国签售之旅。

    在《中国30年》长达6页的后记里，库恩用4页纸的篇幅不无炫耀地罗列了近200位受访官员名单，他说“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些致谢名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接下来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和各部委、各省份的官员名单。

    2008年12月22日，世纪出版集团为库恩的这本新书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内部座谈会，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哲洙、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邢贲思、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等数十位部级高官与会，探讨库恩的这本书。

    看上去，清瘦、戴着金丝眼镜、身穿深色西服、扎花领带的库恩一点不像作家，更像是一位出没于华尔街金融中心的商人。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酒店套房里，65岁的库恩坐在宽大的沙发上，接受南方周末3个小时的独家专访。

    库恩把自己写的书视作对西方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倾向的一种平衡。他不在乎国外对他借写书讨好中国领导人获得经济利益的批评，“我知道，无论是世界各国，还是中国国内，都对中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我所写的任何东西都几乎无可避免地会遭到指责——以建设性的方式指出问题则是真正的朋友所应做的事情。真实才是最重要的。”

    库恩现在的正式身份是全球体育、传媒和娱乐公司国际管理集团(IMG)高级合伙人，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高级顾问，库恩基金会董事长，克莱蒙大学研究生院理事，出版过25部金融、科学、投资等书籍。

    库恩说，在《江泽民传》出版以后，他曾经在私下场合和江泽民见过3次。“就是聊天，虽然我们涉及到了很多话题，但不是采访。”

    江泽民对一个美国人写的传记是否满意，库恩说“这个问题我不合适回答”。他说:“如果您想知道江泽民主席的看法的话，你就去问他，不要问我。”库恩告诉记者，“江泽民读了书以后，对老朋友王言午说，‘写得很客观，没有美化我。不过他把我的结婚时间搞错了。’”

    库恩已经在练习签名了。为《江泽民传》巡回推广的时候，由于签了很多书，“我的手肘有些磨损，影响了打网球”。他说他还没有想好是不是写胡锦涛传，尽管过去4年，他的兴趣点就转向了解胡锦涛主席的执政思想和他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把他的想法和远见介绍到世界。

    《江泽民传》:没有人对我说过“不”

    库恩很感激宋健，称他为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1989年，应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请，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成为国家部委科研机构改革顾问。库恩还记得，他当时住的是钓鱼台国宾馆，“作为国家科委邀请的客人，接待规格非常高”。

    库恩一家现在都与中国发生了关系，妻子和两个儿子在忙着库恩在中国的一些项目，女儿在库恩与中央电视台合拍的电视节目中担任主持人，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二战期间三万犹太人在上海的故事。

    如果不和中国发生关系，我现在可能在大学教书。

    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人脑学博士，我的导师叫乔治·科内斯基，他是一名科学家，后来担任了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丁商学院的院长。1980年，他退休的时候，他推荐我去做接任者。我没有想到，这个职位当时有100位候选人。最后，我止步于第二名，落选了。

    乔治博士和宋健博士是好朋友。1989年，宋健博士想在中国做“星火计划”，他知道乔治博士在美国是很有名的科技园创立者，还是科技创新中心的推动者，所以当宋健找乔治博士，让他推荐几位专家来中国，帮助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科技方面的咨询，他当时推荐了我，我就这样和中国发生了联系，来到中国。

    第一次来中国，我应邀参加了一次高科技产品商品化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做了一场关于高科技发展的主题报告。那时，北京刚刚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许多外国专家都撤离了中国，我也回美国去了。

    一年后，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持了一个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政府系统的创造力和创新”，我邀请中国国家科委的孔定勇博士参加。因为那场政治风波，他当时遭到了四五个美国人的攻击，因为他是会议上惟一一个代表中国政府的人。孔定勇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回应，我至今都记得。他说，“中国有问题，但是你们的离去，让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你们了解中国，却不帮助中国，而是选择远离中国。”我对他的回答非常震惊。后来我说，“你是对的，我错了，我要回去。”这么一句话，改变了我的生活。

    一个月后，中国国家科委再次邀请我到中国，为海南岛的发?战略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