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写了一篇《再论两个渠道》，寄到教育部的理论杂志《教育研究》去发表。主编拿到文章，不敢做主，请示了刊物主办单位中央教科所所长。所长看了后，不置可否，只是说：“老吕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我也是副会长，我没有资格审查他的文章。”主编只得又将文章送给分管刊物的教育部副部长，副部长觉得文章没有错，但不便表态，就搪塞说：“发表文章是你主编的事，怎么来问我呢？我怎么能管得那么具体？”绕了一大圈，最后主编狠狠心：发！

　　文章一发表，立即引来一番争论。当时，全国中小学的课程教材是全国统一的，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学生念的是一本书，考的是一样的题，这叫做“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其实，只要稍微考虑一下，问题就显而易见。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水平”，用同样的课程和教材来教，又用同样的考题来选拔，显然是不科学的。

　　我当时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的会上，我正式提出了“多纲多本”的主张，当场就有人反对。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搞“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上海可以自己搞，自己编课程教材。当时赞同我观点的还有广东、浙江、四川等省的教育部门负责人，我们约定“先走一步”，各自进行试点。

　　但是，新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教材可以自己搞，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如此，新教材怎么搞？搞了谁敢用？高考这根指挥棒实在太厉害了。一分之差，万人之下。事关前途命运，谁敢违背？要改革，就得从这根“指挥棒”改起。我开始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的命题权拿过来。而后来，广东、浙江、四川的教材改革渐渐停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指挥棒”没有拿到。

　　智取高考自主权

　　我打定主意要去争取上海高考自主权。记得那是1984年秋天，我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副市长沉思了一会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这种事，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历来没有的可以创造，只要你答应，我就去争取。”我连续找了他多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争取争取看，教育部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试试。”

　　说来也巧，没过多久，当时的教育部主要领导和分管招生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抓住这个机会，和分管副市长一起去拜访了他们。我们先汇报了上海的情况，暗示上海和其他省市情况不一样，接着把话题向中心引：“高考历来是全国一张试卷，高考命题也总是众口难调，教育部吃力不讨好。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那就非常主动了。”

　　教育部领导颇为疑惑，说：“这样做能行吗？”我说：“中国的一些省比欧洲的一个国家都大。欧洲有那么多国家，有那么多种考试制度，不也在各自招生吗？”部长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说那样搞要乱的。我又说：“现在各省的教育厅长都有经验，有能力，你可以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让下面出，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经过反复解释，教育部领导被说服了。他表态：“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赶紧接过话题说：“那好，上海自己搞！”

　　没想到，事情并没有完。不久我去广东出差，等再回到上海，同事告诉我事情变卦了，教育部领导回到北京后改变了主意，不同意上海单独搞。大家建议我再去北京争取一下。

　　当时春节将近，我也顾不上过年，急忙赶到北京。我曾在教育部工作多年，熟人多，在那儿我了解到了实情。原来是分管高考的司长不同意，教育部领导答应我时本来就很勉强，被他一说就改变主意了。好在这位司长和我也很熟，曾经一起在五七干校劳动，我就直接去找他。最后，我和他订了个君子协定：“明天我去向部长汇报，你一起参加，但只带耳朵，不带嘴巴。我讲完了就等部长表态，部长不赞成，我也就算了。要是赞成了，你也不许讲话。”他想领导肯定不会同意，乐得做个人情，就同意了。

　　第二天，我再次向教育部领导汇报上海要求自主高考招生的想法。我讲完之后，部长抬头看看司长，希望他发表意见。这是个关键时刻，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心里很紧张。他坐在那里，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们就去搞吧。”

　　就这样，我们有惊无险地拿到了高考自主权。

　　设想正在变为现实

　　关于如何自主招生，我有一套设想。我的设想就是要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做法，注重对学生的全面考察，重视平时的考评。我想要把考察权更多地给中学校长，要求校长对每个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认真负责地写出考评。高校在招生时，要把这个考评结果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这就不是仅仅凭着一次考试来决定，而是由三年跟踪考试、跟踪调查、跟踪研究来决定。这种推荐招生办法是受到国外经验的启发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