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初春，在上海市民的心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一场突如其来的甲肝大流行，打乱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正常生活。空前拥挤的医院门诊，摆满病床的工厂仓库，甚至是旅馆和学校教室，还有街头关于疫情蔓延的传闻和流言……

　　一时间，分管卫生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来势凶猛　一月病倒30万 

　　1988年1月中旬，上海出现了第一例甲肝病人。之后，患者人数急剧攀升，开始每天约为一两百例病人，接着三四百例，后来是每天一两千例。我们虽然已有准备，但还是没想到疫情会如此严重。至1月底，每天新增的甲肝病人已上升到一万例左右。2月1日那天病人数量更是惊人地超过了一万九千例。各家医院都有大量的病人涌进来，他们大多伴有身体发热、呕吐、乏力，少部分有脸色发黄等典型症状。很多人天没亮就来排队等待诊治。有的怕传染家人，医院没有空床位就自带折叠床、被褥，来到医院，要求立即住院。

　　上海各家医院，包括肝炎等传染病房，以及所有的内外科病房，当时总共也就5.5万张病床，但甲肝病人数以万计，且发病十分集中，即使医院里任何病人都不收治，腾出所有床位，也无法解决甲肝病人的住院问题。于是我们要求沪上一些大中型企业腾出仓库，开办临时隔离病房，收住本企业的甲肝病人。

　　另外，适逢中小学放寒假，有的区就把部分学校的教室办成病房。一些小旅馆也被要求空出客房接收病人。部分正在进行改建的房子，也暂时停止改建，用来接收病人。当时，我们召开了各区分管领导以及市卫生行政防疫部门的紧急会议，我在会上要求，要想尽一切办法接收病人。多一个病人留在医院外，就多了一个传染源。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这确实是建国以来上海全社会参与的一场防治传染病的“硬仗”。

　　当时部分人群显得特别紧张，如果听说某户人家出了甲肝病人，同一幢楼里的居民上下楼都不敢摸栏杆，有病人的家庭会很快被周围人“孤立”起来。所以病人一旦得病，就要为家人、为楼里的邻居考虑，千方百计地想住进医院。由于床位供不应求，甚至发生了不少病人和家属跑到病房抢床位的情况，引起了争执和吵闹，医院也不得不请来警察帮助维持秩序。

　　不仅医院，卫生行政部门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市民的意见焦点都集中到了卫生系统。当时上海南市区（现已与黄浦区合并）的卫生局局长韩幼文是我二医大的同学。我记得她打电话给我，哽咽着说：“病人那么多，都要住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一位区卫生局局长在电话中哭诉她的无奈，可见当时所受的压力之大。

　　甲肝流行后不久，出现了死亡病例。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关于死亡数字的多个版本，造成了部分人群的恐慌心理。

　　这场甲肝暴发，共有31例病人死亡。死亡病例的出现，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甲肝是一种自愈性疾病，患者可不用任何药品，只要休息好，保证一定的营养，注意卫生，一般一个半月或两三个月左右就能自己痊愈。我们对这些死亡病例作了调研分析，发现这31例死亡患者都有一些慢性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有的原来就患有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等等。从总体上看，从总体上说，全年有230万人吃了毛蚶，而得了甲肝的35万病人中，仅31人死亡，这个死亡率还是很低的。

　　追根溯源　美味毛蚶是祸首 

　　当时，一开始出现的并非甲肝，而是一场痢疾流行，这场痢疾流行于1987年年底。那时，当我和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得知本市因腹泻而急诊的特别多，立即走访了好几家医院。上海的医院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凡是患有腹泻的病人看病时都要被查问并登记其可疑的饮食史及有无同时发病。我们从登记本上发现，绝大多数病人都吃过毛蚶。因此，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我们基本确认，是受到污染的毛蚶引起了痢疾流行，之后对病人粪便的细菌培养得到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判断。

　　现在很多上海人一定还记得当年是怎样吃毛蚶的。用开水把毛蚶泡一下，然后用硬币把壳撬开，在半生不熟的毛蚶肉上加点调料就可以吃了。这被许多上海人视作美食。这种生食毛蚶的方法，就让毛蚶腮上所吸附的大量细菌和甲肝病毒轻而易举地经口腔侵入消化道及肝脏，导致疾病。

　　菌痢的潜伏期短，可以在24小时内发病。甲肝的潜伏期则是两周或至一个半月。因此，由受污染毛蚶导致的菌痢流行后，就要警惕有甲肝的流行。我和王道民意识到痢疾的流行，也许是甲肝流行的先兆，上海很可能会在两周以后出现甲肝流行。而对于食源型甲肝流行，我是有经验的。在1983年初，共有4万人患上甲肝。当时我在医院工作，一时间病人来得很集中，对于因床位不够，急于增设病房、扩充床位等印象很深。当时的病人多数也是食用了毛蚶，属食源型甲肝暴发流行。

　　有这点意识之后，在1987年末菌痢流行之初，我们立即做了两件事： 一是把毛蚶送检，检测其是否携带甲肝病毒；二是通知各家医院把床位逐步腾出来，做好收住甲肝病人的准备。送检一个月之后，毛蚶?毒检验报告出来了： 有甲肝病毒颗粒。这证实了确实是由毛蚶传播甲肝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