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88年的甲肝流行，我们可说是做到了“未雨绸缪”——既有思想准备，也有物质准备。但是我们还是没能料到，这次甲肝流行来势会那么猛，影响会那么大。

　　市政府领导　承受了巨大压力 

　　当时，不但疫情严重，社会的恐慌心理也随之造成了双重压力。但平息市民的恐慌，并非说几句话就能行得通，还要让他们感到疫情是能得到控制的。我作为分管卫生的副市长，责无旁贷。

　　除了疫情的压力外，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有人说，你这个管卫生的副市长没有管好食品卫生，卫生局的局长没有管好食品卫生，导致上海有这么一场甲肝暴发流行。指责来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他们中的领导层，甚至当时有的医务人员也认为，我和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应该引咎辞职。但我和卫生局的同志们认为，我们是“消防队”，未雨绸缪，是尽了大力的。

　　在舆论的追究下，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来到市政协做解释工作。他说：“这是一场病灾，上海有什么大事，要说责任，都是我这当市长的责任……”有了江市长这句话，舆论似乎平息了。不久，在市人大的一次会议中，有位市人大常委口气很严厉地当面质问我：“你是怎样对待甲肝问题的？你是怎么做的？”我就回顾性地陈述了甲肝暴发前的预见和准备工作等等。他听了，就没有继续发问和指责了。

　　在这场防治甲肝的大战役中，市政府自始至终信任我、支持我。当时，江泽民市长对甲肝疫情非常关切。他在北京开会的几天中，每天来电话询问甲肝疫情，我就在电话里向他汇报当天发病情况。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我：“对尽快控制疫情，还应该怎么做，你有什么想法？”我说，得开一个全市党政干部动员会。江市长一回到上海马上就筹备这个会。会上，由我报告本市甲肝暴发流行的严重情况，江市长则作了动员和部署。此后，全市的干部和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这对那场病灾的扑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甲肝高峰时　小平来上海过春节  

　　对甲肝的恐慌心理很快从上海蔓延到了兄弟省市。一时间，兄弟省市对上海人都比较忌讳，认为上海人就是肝炎的传播源。上海生产的食品被封存；上海运出的蔬菜被扣留；民航飞机上一些标有“上海生产”的食品，都会被乘客当作垃圾扔掉，避之惟恐不及。各处都不欢迎上海人，排斥上海人。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馆，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客满”；上海人出差在外，上馆子吃饭，服务员连连谢绝；上海人到北京开会，会场要给他们单独划定区域。

　　就在上海被扣上“瘟疫”帽子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和他的家人决定要来上海过春节。上海市委的领导很是担心，怕他来上海可能会染上肝炎。我做过医生，根据我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我认为，其实并不需要担心，预防人与人传染甲肝的卫生措施就是“饭前便后勤洗手”这么简单。

　　市委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如果小平同志在这一非常情况下还来上海过节，我们要十分重视他的健康。其中提到的一点就是，以前每一次文艺演出结束之后，小平同志都要上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这一次小平同志在看完文艺演出后，就请他不要上台和演员们接触了，演员们也不要到台下向小平同志问好。

　　就这样，小平同志知道上海在流行甲肝，但还是来到上海过春节，并在2月18日出席了上海各界春节联欢晚会。本来领导和演员握手的程序取消了，但晚会后，小平同志不顾周围人的劝阻，执意上台与演员们见面，并亲吻了小演员。小平同志在1988年来上海过春节，虽然并不一定只为了在这个非常时期稳定人心，但在甲肝肆虐上海的时候，他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带着家人、随员来上海过年，对上海的干部和群众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对全国人民而言也是个很好的示范。

　　给上海公共卫生体系　敲响警钟 

　　1988年春天的甲肝疫情，在肆虐了两个多月后很快被平息，但其对于上海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场防治甲肝的战斗，为上海防病工作敲响了警钟，也留下了丰富的防病应急经验。

　　这场甲肝暴发流行让我们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启示和经验，对于上海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建立流行病预警机制、构建现代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例如食品卫生联席会议制度就是甲肝暴发后建立起来的。会议由分管卫生和财贸的两名副市长主持，有关部委办负责人参加，研究、决定重大的食品卫生问题。区县政府也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又如市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所、区县卫生防疫站先后建立食品卫生监督员巡回执法队，对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及重点品种进行监督执法；此外还修订多个食品卫生管理规定，使食品卫生工作得到了有力加强。经过这次疫情，上海市民的卫生习惯有了很大改善。很多市民洗手非常勤快，养成了“饭前便后勤洗手”的习惯。饭店里面使用公筷的做法也在那时得到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