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物质生活逐渐丰裕、精神生活却变得贫瘠的大环境中，凯鲁亚克的好友艾伦·金斯堡在1956年发出了石破天惊的嚎叫：“我看到这一代最聪明的人毁于疯狂……”作为城市之光出版社（City Lights Books）袖珍诗集系列第四册的《“嚎叫”及其他诗歌》（Howl and Other Poems）标志着“垮掉的一代”的诞生，也标志着美国历史上首次反文化运动的出现。这些反文化斗士严厉地批判机械式的现代文明，他们追求无拘无束的状态和灵魂的自由，认为直觉优于理性，东方的神秘主义优于西方业已制度化的宗教。
　　登上历史舞台的“垮掉的一代”试图冲击主流的价值观，从而改变主流的文化；《在路上》之所以能够跻身“垮掉的一代”的三大代表作，原因即在于它的内容体现了这样的意图，甚至它的文体也反抗已有的文学标准。凯鲁亚克拒绝约定俗成的句读和分段，这种自发式的写作固然可以被当成作者独树一帜的创作技巧，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更容易被解读为追求自由的文学标志。
　　《嚎叫》和《在路上》成功地树立起两面反文化大旗，在媒体的同情和推动之下，以艾伦·金斯堡、威廉·巴洛兹和杰克·凯鲁亚克为代言人的“垮掉的一代”的反抗姿态逐渐为普通民众所熟悉，并且由于他们的名望与日俱增，社会也逐渐不再像刚开始那样将他们目为异类而加以排斥。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便进入了反文化的第二个阶段：从“破”到“立”。作为凯鲁亚克在成功之后的作品，《达摩流浪者》极其明显地体现了作者这样的意图。
　　因此我们看到，《达摩流浪者》少了大麻和烈酒，少了盗窃和牢房，并且和《在路上》中的狄恩·莫里亚蒂等人波希米亚式的流浪不同，瑞伊·史密斯、雅菲·赖德的云游自始至终有着明确的目标：达摩。书中援引了大量由盖瑞·施耐德翻译的寒山诗歌，《在路上》只字未曾提及的《金刚经》出现了四次。凯鲁亚克在“破”了美国的清教徒传统之后，试图“立”起源于东方的禅宗思想，他甚至把《达摩流浪者》献给了一名中国唐朝的诗僧——寒山。但是从该书的内容及出版后的反响来看，凯鲁亚克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失败之书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达摩流浪者》的情节平平无奇，如果说该书有什么亮点的话，那就是大量关于禅宗思想的介绍。遗憾的是这种介绍由于文化差异和翻译错误而流于肤浅与曲解。
　　凯鲁亚克本人十分清楚，经由翻译的转化，他们并不能完全领会寒山诗的精义，所以常常安排瑞伊·史密斯和雅菲·赖德插科打诨。该书第三章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今天早上面对自己孤单的影子，我看不了书因为眼睛充满了泪水。”（这是施耐德的翻译，寒山的原诗是“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
　　“你也这样啊，雅菲，你总是眼泪汪汪地看书学习。”
　　“我没有眼泪汪汪！”
　　“要是看书看了很久很久，你的眼睛不会流泪吗？”
　　“那倒是会的，瑞伊……”（维京版第22页）
　　除了谬托为寒山的知己之外，由于翻译的缺失，他们甚至还曲解了自身所追求的思想的根源——《金刚经》。在该书的第一章，瑞伊·史密斯提到：
　　我提醒自己《金刚经》的经文说“行善时心中别存有任何关于善的概念，因为善毕竟只是一个字而已。”（维京版第5页）
　　即使是最熟悉《金刚经》的高僧大德，恐怕也没办法找出与这句话含义相同的经文，意思最贴近的是“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尽管没有意识到他所背诵的英文版《金刚经》与原本的经义有极大的出入，凯鲁亚克还是坦然承认他对学来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佛教修行法门的怀疑。紧接着上引文句，他写道：
　　在那些日子里我非常虔诚而且近乎一丝不苟地做着我的功课。后来我对念经这种行为有点怀疑并有点厌倦和厌恶。因为现在我都这么老和冷漠了……（维京版第5页）
　　要知道的是，禅不仅仅是思想，更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如果缺乏日常的实践，它就会变成没有确凿意义的抽象概念。对于连“三皈依”都不愿意念的凯鲁亚克来说，他虽然反复地强调禅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精神境界，却始终没能明确地告诉读者这种境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东方佛教的托钵僧行脚到底和西方基督教的圣方济各教徒的苦修有何不同。
　　但《达摩流浪者》出版之后依然引起了轰动。这是为什么呢？两名年轻的加拿大学者约瑟夫·希思和安德鲁·波特在他们论述反文化的著作《反叛的兜售》（The Rebel Sell）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谁关心凯鲁亚克和金斯堡的禅宗思想或者披头士乐队与何许人乐队（The Who）的印度教思想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重要的是他们的感觉，他们觉得能够逃避压抑的主流文化，转而去为他们的灵性和抗议寻找新的出口。”
　　正因为如此，《达摩流浪者》是一本失败之书，因为它只是强化了原先得到认可的反抗姿态，而没有提出新的文化标准。当然，威廉·巴勒斯在次年出版的《赤裸的午餐》（The Naked Lunch）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垮掉的一代”不可避免地踏入了反文化运动的第三个阶段：在与主流文化的斗争中逐渐偃旗息鼓，退化成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