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家的作品刚一出版，就成了热闹的新闻话题，就成了成功的市场现象。这些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文学的路途上，大体上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轨迹：在文学一片荒芜的“新时期”，他们因缘际会，登上了文坛，以自己熟悉的生活经验为内容，凭着初恋般的认真和严肃，写出了一些很不错的作品，并因此获得了批评界宽容的认同和慷慨的鼓励，从而很轻松地积累了巨大的声望资源。接下来，进入90年代，他们便将自己取得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转化成了市场资源和媒体资源。他们成了市场经济时代和娱乐主义时代最受关注的群体，也是获得各种利益最大的一群人。但是，由于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教育，缺乏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所以，他们在写作上的“内囊”也很快就“尽上来了”。然而，就像一台持续空转的机器一样，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接受了来自市场的“社会订货”，以一种“熟极而流”和高产出的方式，进行自我复制的重复性写作。

    “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家却是既早熟又早衰的。他们把封闭的“写作”当做文学的全部内容。写，写，写，不停地写。他们写多少，就发表多少，——甚至发表的比写的还多，因为，他们常常重复发表自己的作品。不仅如此，有些作家在成名之后，甚至把他们积压下来的退稿，也都全部拿出来发表了。

    读“五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作品，你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以追求“纯文学”或“美文”为鹄的“自我型”的“私有形态写作者”，而不是“社会型”的介入生活、批判现实的作家。他们与自己时代的现实是隔膜的，而在叙述态度上，他们不仅缺乏温暖别人的爱意，而且还常常是冷漠、油滑甚至凶暴的。虽然他们大多已经成了中国文坛的“主角”和“担纲者”，但是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了“问题作家”，已经在创作上陷入严重的危机和困境之中。他们在虚幻的“成功”中不断炮制失败的作品。他们是“成功的失败者”。

    三 可怕的冷漠与严重的隔膜

    冷漠从来就是文学之敌。爱是文学的根本。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把对人和生活的爱，当做一种稳定的心情态度和世界观；他们不仅自己心疼自己笔下的人物，而且能让读者也喜爱甚至心疼他们。

    然而，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同他的《一腔废话》和《手机》一样缺乏新意、热情和庄严感。虽然作者有兴趣叙述一群进入城市的农村人的生活，但他基本上是通过随意的想象来编造故事的，通过强化娱乐要素来吸引读者的。刘震云看到的几乎全是生活中的阴暗面。

    在刘震云笔下，一切都是滑稽的可笑的，都不值得被同情和赞赏：“这小伙子读过高中，喜欢拽文。傍一野鸡，自比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与野鸡傍着，却被鸡管着。苏顺卿可以与别的男人睡觉，‘柳永’却只能与她傍着。傍‘鸡’也不是好傍的，比傍一个良家妇女还要花钱。”（第94页）如此这般琐碎、无聊、粗俗的调侃，在这部小说中所在多有，随处可见。《我叫刘跃进》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由这些男盗女娼、偷鸡摸狗的事象构成的。

    在刘震云的这部作品中，我们看见了冷漠的讽刺和嘲笑，但却看不到严肃而令人感动的幽默。作者在修辞姿态上所显示出来的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他的小说在情节叙述和细节描写方面的虚假，竟然成了一个无足轻重、无须多谈的问题。

    同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相似，贾平凹的《高兴》所叙述的是一个到城里来捡破烂的农民的生活。贾平凹对这些特殊人群的生活，显然是不熟悉的，是缺乏深入观察的。于是，他不仅靠随意的想象和编造来展开叙事，而且还用一种冷漠的丑化的方式来描写人物。

    在这部小说里，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对都市的敌意（《高兴》，《当代》2007年第5期，第45页），仍然可以看见对神秘事象的装神弄鬼、煞有介事的渲染（同前，第119页），仍然可以发现描写“恋污癖”的情节事象，例如：“五富收到的破烂比我还少，大多是一些手纸，上面沾着粪便和女人的经血，似乎他一直跑的是公共厕所。好的是手纸被苍蝇追逐着，这些苍蝇也就留给了瘦猴。”（同前，第16页）该书第18页、89页、107页、132页等多处都有这种秽亵的描写。

    像刘震云一样，贾平凹也对人物进行丑化描写，例如：“我停下来，她一跛一跛过来，我只说她要退还五十元钱或者给我说什么，她却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梆！’知道她会来亲我，慌乱中我避过了头，她亲得响声很大，口红蹭在了我的衣领上。……孟夷纯是妓女，只有妓女才这么大胆地当街亲我。”（同前，第74页）

    从这样的描写中，我们更是看到作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冷漠和傲慢。对照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马斯洛娃的描写，对照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芳汀的描写，对照托斯陀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对索非娅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类作品在伦理境界上的天壤之别：伟大的作家最终把妓女写成圣女，我们的作家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