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能谈谈您年轻时代的求学经历吗？ 

　　张玉书：1953年，我来到未名湖畔。在北大学习四年。我对培养我的老师满怀感激之情。是冯至先生和谭玛丽先生给我们打好了基本功，是田德望先生和赵林克娣先生帮助我们提高。谭玛丽先生出生在汉诺威，语音纯正讲究，我们细小的发音问题，她都认真指出。冯至先生教我们语法，一丝不苟，要求我们熟练掌握复杂的变格变位。老师们自己的严谨学风和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决定了我们，使我们一生受用无穷。 

　　读书报：作为一名杰出的德语翻译家，您翻译过诗人海涅的重要著作，能谈谈这其中的故事吗？ 

　　张玉书：大一时，我们掌握了基础德语知识。当时没有其他浅易的德语读物，只找到一本海涅的《诗歌集》。没想到这样伟大的诗人，写下的诗句优美动人，却凝练自然，平易近人。别的德语作家的作品，都过于复杂，难以看懂。因此，班上一半同学都成了“海涅翻译家”，包括我自己在内。1987年，我在北大举办第一次国际海涅学术研讨会，我在开幕式上说道：“没有哪一位德国诗人，语言像海涅那样平易近人，连初学者粗通语法就能看懂。”这是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 

　　但是，当我在一年级时拿着自己翻译的海涅的《抒情的插曲》，去请冯先生指正时，冯先生给我的评价却是八个字：“流畅有余，含蓄不足。” 

　　读书报：当时冯至先生给您泼的那盆冷水，没有打击到您翻译海涅的信心吗？

　　张玉书：冯先生这八个字分量很重，对我帮助很大。我一直把他的批评看成对我的忠告和教诲。我以此警示自己，要想翻译名篇佳作，不仅要不断学习德语，还要提高汉语。几十年来，始终不忘学习古文和名家著作，力争克服自己文风的松散平淡。 

　　上世纪80年代，冯至先生让我为《海涅文集》翻译诗人的《诗歌集》。我当时已经年过半百，觉得年纪已大，不宜翻译情诗。冯至先生便批评我：“你才多大？就敢说老。”我无言以对，只好遵命。拿出30年前的旧稿一看，感到无地自容。老师的教诲使我发现当年的幼稚，暗自感激老师的忠告，我便老老实实地把海涅的情诗重译一遍。 

　　读书报：听说您还替朱光潜先生的《歌德谈话录》译本“补缺”，又应李健吾先生之约，翻译了“古典文学译丛”中《席勒论美学》。无论是歌德、席勒、海涅，还是茨威格，他们当中谁是您的最爱？ 

　　张玉书：这几位大师从不同的方面给我力量，为我树立榜样。读者反馈最多的，是茨威格。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读者便开始为茨威格疯狂。这说明人性永恒，不会泯灭。这是茨威格魅力所在。但是，我希望人们也能喜欢席勒、海涅。他们的理想主义，文章风骨鼓舞了一代代的读者。席勒具有超人的毅力，过人的勤奋，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品德。他几乎一直带病工作，只活了46岁，便英年早逝，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限的惋惜崇敬。海涅既是诗人又是战士，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警世者。他1848年卧病在床，达8年之久，躺在“褥垫墓穴”中还语重心长地警告世人要警惕那些以革命之名行欺世之实的政治骗子。他们的戏剧诗歌散文都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人性的升华。 

　　读书报：您退休后的生活是怎样一种状况？ 

　　张玉书：2004年我退休后，只想在我有生之年能为中国日尔曼学和中德两国文化交流尽我绵薄之力。早在2000年，我和德国同行便创办了德语版的日尔曼学年刊《文学之路》，这是用德语展示中国日尔曼学学者科研成果的学术年刊，在德国出版，如今已出8期。填补了空白。这几年《文学之路》在国内外召开了四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2005年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其开幕式也是我主编并参加翻译的《席勒文集》（六卷本）的首发式。今年我们又创办了翻译年刊《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和评述德语文学中的名家佳作。这是德国弗里茨·梯森基金会和我们共同建造的两条从东往西，从西往东沟通中德两国人民心灵的文学之路。 

　　学无止境。直到现在，我依然在努力“提高德语”。学习德语半个世纪，还有许多问题。翻译最大的困难，是理解原文。理解有误，怎能正确翻译？我非常推崇朱光潜先生的一句话：“没有不能翻译的东西，只有没有理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