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生于上海的张玉书，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从事德语文学研究近半个世纪，是目前国内德语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元老级人物。 

　　1982年当选为全国德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1984年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8年起任欧华学会理事，1990年起任德国图宾根德国－东亚科学论坛理事，1999年当选为国际茨威格学会理事，2000年起任《文学之路》(德文版中国日尔曼学年刊)主编，2002年德国图宾根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2007年起任《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主编。 

　　读书报：8月份，四卷本《茨威格文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并亮相上海书展，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作为这套文集的翻译者，您是怎样结缘茨威格？ 

　　张玉书：我出生较晚，1949年前茨威格在中国翻译介绍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在以日丹诺夫、卢卡契为代表的国际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里尔克、卡夫卡都成为颓废作家，茨威格也不清不楚地受到冷遇，在冯至先生主编、我也参加编写的《德国文学简史》中便只字不提茨威格。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看到《世界文学》上发表的纪琨先生翻译的茨威格的著名中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真是惊喜交加。这是我读到的第一篇茨威格的小说。它使人耳目一新，给了我极大的艺术享受，我立刻跑到外文书店去买了莫斯科版的《茨威格小说集》，这是当时能够买到的绝无仅有的一本原文的茨威格的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这些名篇，还没敢闪过翻译它们的念头。不久，神州大地便沉入严冬之中。 

　　读书报：茨威格何时开始进入中国大众读者视野并在社会上掀起“茨威格热”的？ 

　　张玉书：十年噩梦过去，我国文坛又现春色，茨威格才乘着春风飘然而至。先是《象棋的故事》拨动了读者的心弦，接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它独特的魅力使众多读者为之风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小说选》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于是出现了茨威格热。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纪念茨威格100周年诞辰，国内四家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了茨威格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刊印的是我的译本，书名译作《爱与同情》，初版时便印七万册。这个译本以后又分别以《心灵的焦灼》和《爱与同情》的书名再版多次。 

　　读书报：当时的中国文坛对早期的“茨威格热”有着怎样的反应？这股“茨威格热”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玉书：1987年我把我译的《斯·茨威格小说集》送给老作家刘白羽先生。刘老读后，赞不绝口，在《文艺报》上撰文，称赞茨威格精湛的写作艺术，称其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坛的大师。支撑茨威格作品宏伟大厦的另一柱石是人物传记。“文革”开始后，我的一位启蒙老师谭玛丽先生偷偷地把茨威格写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谢》送给我，只简单说了一句：“好像是为我们写的”。这位法国大革命时期见风使舵，投机革命，不断变节，出卖战友，背叛信仰，历经动乱，始终位居要津的权术家、风派人物的事迹竟有这样大的现实性，令人震惊。 

　　我当时就萌生翻译此书，以警世人的强烈冲动。可是这个愿望一直未能付诸实现。1993年我从德国讲学回来，发现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有增无减，于是我翻译了《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让广大读者看看80年前茨威格如何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这个著名变色龙的故事为其政坛上的徒子徒孙勾画脸谱。 

　　读书报：多年来持久的翻译、研究茨威格，您从茨威格身上得到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张玉书：最大的体会就是作家写作要舍得割爱，善于割爱。如果写了1000页，最后把800页送进了字纸篓，只有200页作为筛选后的精华留下，他也绝不抱怨。茨威格深深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他自己不喜欢拖沓冗长的文字，自然自己写作也力求凝练简洁。这是他成功的秘诀。据统计，全世界以各种语言出版最多作品的作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是莎士比亚，不是巴尔扎克，而是茨威格。

　　一些不成熟的作家总是“敝帚自珍”，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一概视为“至理名言”，把泛泛的言辞，平庸的文字全都视为“得意之笔”，备加珍爱。正好和茨威格相反。茨威格说，“我觉得最愉快的写作是删繁去冗”。正是这种特点，使茨威格被评论家一致公认为“世界文坛最杰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说家之一。” 

　　读书报：您怎样看待“茨威格热”在中国的生命力？ 

　　张玉书：茨威格以对人的热爱和尊重，刻画人性的繁复变化，揭示人心的幽微曲折，显示人的美和尊严。这将使一代代读者为之风魔。他的读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对此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