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女人被当作父族的和亲礼物，赠送给潜在的敌对族群。英国人种学家E·B·泰勒说：either　marrying　out　or　being　killed　out.(要么把自己嫁掉，要么给他们杀掉。)乔治·巴塔耶在《色情史》里把女人比做香槟酒，说一个拥有香槟酒的人，如果他小气，不给人喝，人家就要跟他打架，他必须把酒放到一个“交换”的过程当中。结构主义派的人类学家认为这就是婚姻制度和“乱伦禁忌”的逻辑起点：本质上，婚姻是父族之间的相互馈赠。

　　《香水》中的父亲里希斯把美丽的女儿视如瑰宝，“在他拥有的财富中，最最珍贵的是他女儿。”他深刻理解这瑰宝的价值，因为他并不十分“愉快”地觉察到，在他心中，对这美丽的造物(他自己的女儿)竟然产生某种“可怕的欲火”。古老的乱伦禁忌不准他越雷池一步，退而求其次，他为女儿制定好全盘计划，要把她嫁给“有地位的人”。格雷诺耶对少女的猎杀对里希斯的计划构成了毁灭性的威胁，尽管他洞察到那其中隐含着某种“神性的”目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或者要给“神性”这个词加上一个阳性词缀。他虽然尚未得知格雷诺耶的方法，那些复杂的蒸凝、离心抽吸和更古老的源自古代开罗人的油吸法，却能理解对手的整体目的。这个“整体”的“神性”的目的，指涉着作为“整体”的男性收藏之权：它要把每个女性“最好的”东西抽取出来，拼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这图画将悬挂在男权神殿的大厅正中。

　　里希斯虽然理解“香水”杀手格雷诺耶，却仍然要抗拒他。那个男性的“理想”跟他无关，里希斯想用女儿交换一些更现实的利益。保护者和捕猎者对那美丽尤物各有需求，这是小说最基本的冲突要素。本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但如果上帝想要恺撒的东西，那该怎么办？小说结尾安排捕猎者胜出，或者是因为作者的德意志倾向：黑格尔式的“绝对目的”终将获得胜利。但追古溯今，父权的实际利益往往更占上风。现实生活中，祝英台们未必都香消玉殒，而祝员外们，多半都从马文才们那里，兑换到了他们想要的利益。

　　《香水》并未对里希斯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那种“欲火”充分展开——乱伦禁忌的确是性伦理最坚硬的内核(由此的确能够看出它必定是婚姻家庭制度的起点)，所以哪怕只是提起它，都要小心翼翼。自从弗洛伊德抛出所谓“恋父情结”的概念，坚果便出现裂缝。不过弗洛伊德与其说是一个心理学家，不如说是一个文学家，他想单单在心理上找到产生乱伦欲望的依据，最后被证明不成功，但他却为后来的作者找出一株新的母题之树，枝枝杈杈旁逸斜出。不过，饶有趣味的是，那些试图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来颠覆禁忌的作品，大多都避开了真正的父女关系。路易·马勒1992年的电影《毁灭》(Damage)中，不伦之恋在父亲和儿子的恋人之间发生。另一位法国导演贝特杭·布里叶的《漂亮的爸爸》(Beau　Pere)里，故事发生在养女和继父之间——这位继父也的确相当英俊，无愧于继父名号(法语“继父”的字面含义就是“漂亮爸爸”——beau　pere)。这位漂亮爸爸最终不敌“乱伦禁忌”的强大心理压力，让养女回到生父的身边，尽管电影的尺度放得很开，但结尾仍然安全着陆，回到了伦理的轨道上。

　　令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作品的主要冲突往往都是在两名男子之间展开，比如《毁灭》中的那对父子，《漂亮爸爸》中的生父和养父，似乎那名作为争夺目标的“女儿”本身倒是无关紧要的。她既可以喜欢情人的父亲，也可以跟养父上床，乱伦禁忌对她并不构成什么心理上的压力。仿佛在有意无意之间，作者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伦理禁忌与女性无关，这一点就和女性本身的归属权一样，始终是男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