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徐静蕾自拍自导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很多年轻人知道了奥地利作家斯台芬·茨威格。而事实上，更多的中年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是通过张玉书，通过他翻译的茨威格小说而认识这位作家的。

    今年7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茨威格系列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集:《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和人物传记《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这些作品全部由著名日尔曼学者、北京大学德语教授、国际茨威格学会理事张玉书担任翻译。近日，《科学时报》记者钟华采访了张玉书教授，让他跟大家分享他与茨威格作品的故事，以及茨威格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震颤与感动。

    钟华(以下简称钟):此次推出的茨威格作品系列，选本和选文是如何确定的？跟你以前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张玉书(以下简称张):我以前在发展出版社出过3卷版，也是两个中短篇小说一个长篇小说，是有几个同行跟我一起译的。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茨威格系列都是我翻译的，在我以前出版的中短篇集子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我重新翻译和新译的一些作品，几乎囊括了所有我翻译的茨威格小说。这样能给读者呈现出我的茨威格小说翻译工作的全貌。在这套系列图书中，我还专门为读者写了一些导读文章，包括《导言》、《关于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关于富歇的传记》等等，读者能够对他的生平、创作情况有更全面的了解。

    钟:作为国内翻译、研究茨威格的专家，茨威格的作品是如何进入你的视野，并萌生翻译他的作品的念头？

    张:最早看见的茨威格小说是《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1965年在《世界文学》上看见的这个作品，后来经了解是一个历史学家翻译的，我当时就觉得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作品啊。结果正好在外文书店看到了莫斯科出版的《茨威格小说集》，我就把它买来了。看了以后，才发现《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只是其中之一，我觉得更感人的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但是当时“文革”很快就开始了。

    开始翻译茨威格的作品是在1979年，这也正是春回大地的时候。在十年动乱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坛是没有爱情的。在8个样板戏里面，非但没有爱情，连暗示爱情的内容都没有。这是扼杀人性的表现。所以当我们看到茨威格的小说，我觉得太好了，他正好非常细致、非常缠绵地把这个问题表现出来了。而且我觉得他的作品中浓郁的抒情性跟我们中国人的审美趣味非常接近。

    钟:请你谈一谈茨威格和他的作品在中国被介绍和接受的情况。

    张:“文革”结束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我能赶快翻译茨威格的比较好的小说，我就选了《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家庭女教师》、《看不见的珍藏》，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还是尽量在爱情方面少选一点，这4篇小说里只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直接描写爱情的。

    后来出版社希望我能马上出一个小说集，我就找了几位同行一起翻译，出了最早的茨威格小说选。再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他的作品一篇篇地翻译出来了。到1981年的时候，恰逢茨威格诞辰100周年，我就把他的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也译《爱与同情》)翻译出来，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在一个暑假里翻译出来的，因为时间紧，翻译得很吃力，但同时也很开心。

    此外还有传记，我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这个富歇的传记，还有一些著名作家的传记，这也是他创作中的另外一大方面。他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伟大作家进行研究，也是很有特色的。这也说明他是一个知识很渊博的、学者型的作家。

    钟:茨威格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他和俄国的契诃夫、法国的莫里亚克被公认为本世纪欧洲文坛3位出类拔萃的中短篇小说家，但是和另外两位作家相比，茨威格在中国似乎被介绍得少一些。

    张:茨威格的小说，不用众多的人物，广阔的历史背景，绚丽多彩的风俗画面，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来收到引人入胜的效果，而是以狂暴激烈的内心斗争，变幻莫测的感情起伏，也就是以内心世界波澜壮阔的变化和深刻尖锐的矛盾来动人心弦。这就是他作品能够跨越时代和国界，获得一代又一代读者喜爱的原因。

    在中国，对法国文学、俄国文学的介绍都是强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文章的人很多，研究的人也很多。相对而言，研究茨威格的人就少得多了。其实在德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我在德国讲学的时候，很多学生以前也没读过他的书。因为在德国有12年的法西斯统治，由于茨威格的犹太血统，在这段时期里，所有的大学、图书馆都不得有茨威格的作品出现。所以我的几个德国朋友近几年才开始带他们的学生作茨威格研究。

    所以一方面，茨威格的书一版再版，大多数读者读了觉得很高兴，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中谈论得却比较少。我觉得很有必要为茨威格正名，他绝不是只会写风花雪月，他在短篇小说中所表现的人类的情感，对社会的揭露，往往比很多长篇小说还令人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