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曾枣庄有些心灰意冷，他在致电江苏古籍出版社时说：“我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如果你们再不签约，我可能要同别的出版社谈判。”他们如此回答：“出《全宋文》的决定没有变，但在正式签约前你们有权联系别的出版社。”

    于是，曾开始联系上海辞书出版社，时任社长、总编辑的李伟国先生是著名的宋史学者，在初步交换意见后，他立即赶到成都，面对８００万的出版费用，他也毫不迟疑地拍板出版《全宋文》。双方很快谈妥了相关事宜，并签订了合同。

    当《全宋文》转到上海辞书出版社时，让全社人员感到的是惶恐。祝玉枕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全宋文》出版的具体负责人，他说，“我们以编工具书的姿态和方式来重新校读《全宋文》”，由于《全宋文》一波三折的出版命运，上海辞书出版社更有一种紧迫感和谨慎感。他们投入了巨大的编辑力量，最重要的是在点校质量上再把一次学术关，专门邀请在宋代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专家和社内外的十数位资深编审，对全稿进行认真地审读。并且在编辑加工中，根据大型古籍工具书的特点，制订了文字规范、表达格式、古今地名等几方面的编辑体例。

    这个时间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６年，历经３年。

    由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同时还有一些大的文化工程，他们感到资金有些吃紧，因此邀请了安徽教育出版社平分８００万元的出版费用。“一个如此大的文化工程，不管是编书人还是出书人，都不容易。”安徽教育出版副总编鲍康健说，考虑到《全宋文》读者面窄和资金量大，起初还有些犹豫，但没想到安徽出版集团领导的态度却很积极。最后，安徽教育出版社承担了全书的装帧设计任务，安徽出版集团承接了《全宋文》的印制任务。

    《全宋文》命运多舛的出版经历告诉人们：承担一项大型文化工程的出版，考量的不只是一个出版社的经济实力、出版人的文化责任感，还有大型文化工程的系统管理与协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