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解惑，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平日里笔者对一些文史大家乃至新起之秀的考据文字总是不明所以，不知其价值何在，待到看了金先生《刘教授文典》一文才恍然既而释然了。盖“学术界的新考证之风，照梁(启超)、胡(适)意见，仿佛是上承乾嘉学派，实际上这是接着道光年间的新风气。……照我看，近世学术思想应从道光元年(1821)算起，……清代有两个‘文达公’。……后一个是阮元(道光时去世)，可算新时期开山之人。他除印《经解》外，还著《畴人传》，倡天文、数学，并收外国人，是第一部新学术书。他辑古器物及铭文，说价值如‘九经’，又重视地理等学。从此‘经学’扩大，直到后来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不是乾嘉‘小学’的继承人。”这是不是说，如今的所谓“经学”，乃是泛指对“基本事实”的钩沉辨正？若是，则现在的新考据之风自然来得正是时候，而且应该来得更猛烈些。

　　金克木读书无数，自然是乐在其中，但似乎不能说老人看书只是享受“老来乐”(所谓“七十岁开始可以诸事不做而拿退休金……要看书可以随便乱翻。金庸、梁羽生、克里斯蒂、松本清张，从前哪能拜读？现在可以了。随看随忘，便扔在一边。无忧无虑，无人打扰，不必出门而自有天地。”)，前文已说过他是为了“猜谜”。在金氏看来，“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日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书读完了”》)。“猜谜”不全然是娱乐自己考验智力，而毋宁有着深沉的情怀寄寓其间。“到七十年代末，我重新开始看书时，才回顾刚刚经历过的又一次‘大革命’。为什么这一次要标出‘文化’招牌呢？文化到底指什么？……‘文化’成为谜。这时我已有闲暇，于是从略有所知的文化人类学开头看外国书刊。……随手写下一些围绕这个问题的文章。自己知道不过是对文化猜谜。这样说不通，再换一条路子。”(《百年投影：1898－1997》)与其说金先生是在寻找文化的内涵外延，不如说他是在试图寻找历史“文化迷局”的根源？实际上，在金氏看似轻松的文字背面，往往都浸透着老人的深重忧思。针对中国历史编纂出现的断层现象，金先生指出：“假如中国历史断层总是由外国人来补，这只怕是不可不注意的。本世纪(20世纪)初，据说日本人预言过，中国人学中国学要到外国去，这不会成为事实吧？”(《历史的断层》)对于喜爱西学的康熙皇帝也未能开阔中国人的视野，金先生总结的教训是其得到的“信息不灵、不全、不准、不及时，只坐等人送来”(《什么是弧三角》)，读来犹让人为康熙一叹。即便是在今时今日，又怎能说我们接收的信息就没有假的、片面的和扭曲的？而这并非因为我们缺乏接收信息的愿望，而是没有接收信息的自由。几百年过去了，康熙皇帝的教训依然没有过时，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不过，圣人有训“尽信书不如无书”，对金先生的个别想法，笔者也不能完全认同，至少金先生本该说得更明白些。比如在《“五四”一疑》(1990)一文中，金先生说：“‘德’、‘赛’若是药，也不能是一味‘独参汤’，可以起死回生，当场见效。大家还得学神农和李时珍，尝百草，辨药性，编出《本草》。”这话是说民主和科学未必是中国所需吗？“编出《本草》”是指“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绝不照搬西方模式”吗？参看《人苦不自知》一文，金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要弄清自己的病根是什么从而对症下药，但老大中国的病根是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么？难道还对民主和科学有什么疑问吗？祈望先生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