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对每月千元的待遇,满不满意,她没有说。不过,她七月二日给我的信中,对自己的处境这么描述:“……即使你不告诉我有关学界中要手段、玩政治的情形,我对自己能否胜任任何教职,也毫无信心。这方面的活动,非我所长。适合我需要的那类散工,物色多年,仍无眉目。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你关心我,愿意替我留心打听,于愿已足,亦感激不尽。目前生活还可将就应付。为了写作,我离群索居,不必为衣着发愁,因此除日常必需品,再无其它开支。但不管我多照顾自己,体重还是不断减轻。这是前途未明,忧心如焚的结果。你和你的朋友虽常为我解忧,但情况一样难见好转。……” 信是英文写的。以上是中译。张爱玲给我的十八封信中,中文只有五封。我给她的信也是英文居多。用打字机“写”信,既比“引笔直书”方便,也较容易留副本。
六六年九月,她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到了Ohio州的“牛津镇”(Oxford),Miami大学所在地。除了Miami外,牛津镇还有Western College,是一家小规模的女子“贵族”学校。
张爱玲寄居的地方,就是这家女子学校。
九月二十日她来信(英文)说:“……病倒了,但精神还可支撑赴校长为我而设的晚宴。我无法推辞,去了,结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开罪人。要是面对的是一大伙人,那更糟。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为我在这儿建立的友好关系一笔勾销。也许等我开始工作时,感觉会好些。……”
事后我向朋友打听,爱玲那晚赴校长之宴,结果怎么“糟透了”(turned out badly)的真相。
大概朋友不想我这个“保人”听了尴尬,只轻描淡写地说她这个贵宾迟迟赴会还不算,到场后还冷冷淡淡,面对校长请来为她“接风”的客人,爱理不理。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张爱玲留港期间,那时的“天皇巨星”李丽华慕其名,通过宋淇先生安排一个让她一睹才女面目的机会。
宋先生不负所托。张爱玲如约赴会。出人意表的是,她没有留下来寒暄,见了我们的“影后”一面,点心也没有吃,就告辞了。
她说自己“真的很容易开罪人”(do offend people easily),一点也没说错。
张爱玲在Miami的“差事”,不用教书,但总得作些演讲和会见有志学习写作或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学生。
对起居有定时的“上班族”来说,这应该一点也不为难。但张爱玲孤绝惯了,要她坐办公室面对群众,确有“千年未遇之变故”的惶恐。
“今晚我到Badgley家吃饭,”她一月十二日来信(中文)说:“别人并没来找我。有两处学生找我演讲,我先拖宕着,因为Badgley说我不如少讲个一两次,人多点,节省时间。与学生会谈的课程表明天就将拟出。周曾转话来叫我每天去office坐,看看书。我看书总是吃饭与休息的时候看。如衣冠齐整,走一里多路到McCracker Hall坐着看书,再走回来,休息一下,一天工夫倒去了大半天,一事无成。我想暂时一切听其自然,等 give a couple of talks后情形或会好一点。……”
信上提到的“周”,是我一九六五年离开Miami后的“接班人”。
张小姐大概没有好好地守规矩,没有按时到办公室恭候学生大驾。
一九六七年三月,她接到东部贵族女子学院Radcliffe的通知,给她两年合约,做她要做的翻译工作。
离开Miami前,她来了封英文信(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周起初显然把我看成是他的威胁。他转来院长的指示,要我每天到办公室,光去看书也成。我告诉他这可不是Badgley跟我的协议。后来我跟Badgley见面,提到这件事。他好像有点不太高兴。自此以后,我每次提到周时,他总是显得很不自然似的。周怎么扭曲我的话,我不知道。我本没打算以这些琐事烦你。我怕的是他在你面前搬弄是非。……” 周先生是否把张爱玲视为“威胁”,局外人无法听一面之词下判断。他们之间如果真有争执,谁是谁非,就我写本文的动机而言,可说“无关宏旨”。
看来她没有把“驻校艺术家”的任务看作一回事,否则院长不会出此“下策”,“传令”她每天到办公室去,“光去看书也成”。
在Radcliffe呆了两年后,张爱玲幸得陈世骧教授帮忙,到柏克莱校区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做事。玆再引郑树森文章一段:“张爱玲日间极少出现,工作都在公寓;上班的话,也是夜晚才到办公室。一九七一年间,任教哈佛大学的詹姆士·莱恩(James Lyon)教授,为了探讨布莱希特的生平事迹,通过赖雅前妻的女儿,追踪至柏克莱,在初次求见不遂后,终于要在夜间静待张爱玲的出现。虽然见面后张爱玲颇为亲切,但不少查询仍以书信进行,其雅好孤独,可见一斑”。
张爱玲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服务期间,中心的主任是陈世骤教授。换了一位不知张爱玲为何物的雇主,一来不一定会录用她,二来即使用了,会否让她“日间极少出现”,大成疑问。
本文以“落难才女张爱玲”为题,在感情上已见先入为主的偏袒。在“封建”时代,末路王孙迫于环境而操“贱业”,谓之“落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