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张爱玲

张爱玲在上海“红得发紫”那年代，狗仔队尚未诞生，否则我们临水照花的闺女作家，跟胡兰成相处的时候，时刻都有被“踢爆”的可能。一九五二年她拿了香港大学给她的复学证明书离沪抵港，靠翻译美国文学作品为生。较为五十年代港人熟悉的作家，不外是俊人、杰克、平可和“千面小生”高雄。香港人有过“倾城”之痛，当然也热热烈烈的恋爱过，但有机会读过张爱玲风靡上海一时的《倾城之恋》的，想万中无一。这也好，可以让她冷清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时候有缘“识荆”的是宋淇夫妇。宋先生“到底是上海人”，书香世家，移居香港前早就读过她的小说，是她的“粉丝”。五十年代宋先生在国际电懋影业公司工作，负责审查剧本。因工作的关系，认识不少当时的“艳星”，其中最“艳”的一位是他在《私语张爱玲》一文称为“红得发紫的天王巨星”李丽华。她“到底”也是一个上海人。天王巨星知道宋淇跟张爱玲相熟，央他介绍见一次面，因为“她听说爱玲性情孤僻，绝不见生客”。因此托他安排。好不容易约定了时间在宋家见面。“那天下午，李丽华特地从九龙过海来我家，打扮得非常漂亮，说话也特别斯文，等了相当久，爱玲才施施然而来。她患深度近视，又不肯戴眼镜，相信李丽华在她眼中只不过是一片华丽的光影。坐了没多久爱玲托词有事，连我们特备的茶点都没吃就先行告退了。” 张爱玲在天王“艳”星面前，一点也不惊艳，为文人争光，好嘢！好嘢！怪不得胡兰成有此名言：“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张爱玲虽然没有跟李丽华久谈，印象却深刻。第二天跟宋淇夫妇见面时，说到李丽华在她心中“渐渐变成立体了。好像一朵花，简直活色生香。以前只是图画中的美人儿，还没有这么有意思。” 后来宋先生跟李丽华弟弟聊天，告诉他这番话。李先生摇摇头说张爱玲可以欺其方。“究竟是书呆子！”他对宋淇说：“她要是看见我姐姐早上刚起床时的清水面孔，就不会这么说了。”能给我们这样侧写张爱玲私人生活的人不多。她弟弟子静和姑姑当然可以，但也只限于她在上海成长的阶段。她在香港生活短短的两三年，有资格说话的，大概也只有宋氏夫妇。到美国后，她跟夏志清教授往来的时间最长。这里说“往来”，也仅限于书信。夏先生三十年来跟她坐下来谈的机会，我想反而不及宋氏夫妇在一两年内那么多。夏志清跟张爱玲书信往来，积下一百五十多封。夏先生最近来信说，这些信件已给南加州大学“抢购”去了。这些信件，台湾《联合文学》全部整理出版后，将会是张爱玲研究一大宝藏。除帮助我们了解“侧面”的张爱玲外，还可以藉此解开她作品中一些真真假假的问题。受过西方文学批评训练的人，都晓得在月旦作品时，不应把作家的生平跟小说家言行混为一谈。曹七巧也好、小艾也好，都不跟张爱玲拉上风马牛的关系。小说家言固不足信，那么“自白”式的散文呢？张爱玲在《流言》中跟我们推心置腹，说了好些“私隐”，特别是她跟父母的关系。像曹七巧说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童年无忌》（一九四四）中，她大言不惭地说过，“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类似的话，一再在她的散文中出现。在《我看苏青》（一九四四）中，她说她姑姑常常觉得奇怪，不知她从哪里来的“一身俗骨”。原因是，对于钱，她“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毫不讳言自己是拜金的人。如果我们深信“散文家言”不疑，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该一毛不拔，视财如命，损人利己的了。从目前看到的她给其它人的有限信件中，祖师奶奶似乎不是这种人。在她致《联合报》副刊编辑苏伟贞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一个“另类”张爱玲。事缘副刊刊登了电影剧本《哀乐中年》后，苏伟贞寄了给她看，要付她稿费，她才想起这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事隔多年完全忘了，以致有过误会。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希望这封信能在贵刊发表，好让我向读者道歉。” “如已发下也当璧还”，这种语气，当真显出非份之财，一介不取的气概。张爱玲晚年在美国，连“散工”也没得干了，只靠稿费和版税收入维持，照理说，如果她一向“视财如命”，在这阶段中更应斤斤计较。但从台湾皇冠出版社的发行人平鑫涛的回忆文字看来，她对钱财的态度，还是潇洒得很。平鑫涛说撇开写作，她“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声名，金钱，她也不看重。……对于版税，她也不大计较，我曾有意将她的作品改拍为电视剧，跟她谈到版税，她回说：‘版权你还要跟我说吗？你自己决定吧。’” 在《童言无忌》中有一段对白，对上面说到的有关张爱玲记事的真真假假问题，极有参考作用。张爱玲十二岁时，有天晚上，在月色下跟一个比她大几岁的同学散步。那位同学跟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在月色底下，因为她是个天生写小说的人，所以她“郑重”地低声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

张爱玲在上海“红得发紫”那年代，狗仔队尚未诞生，否则我们临水照花的闺女作家，跟胡兰成相处的时候，时刻都有被“踢爆”的可能。一九五二年她拿了香港大学给她的复学证明书离沪抵港，靠翻译美国文学作品为生。较为五十年代港人熟悉的作家，不外是俊人、杰克、平可和“千面小生”高雄。香港人有过“倾城”之痛，当然也热热烈烈的恋爱过，但有机会读过张爱玲风靡上海一时的《倾城之恋》的，想万中无一。

这也好，可以让她冷清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时候有缘“识荆”的是宋淇夫妇。宋先生“到底是上海人”，书香世家，移居香港前早就读过她的小说，是她的“粉丝”。五十年代宋先生在国际电懋影业公司工作，负责审查剧本。因工作的关系，认识不少当时的“艳星”，其中最“艳”的一位是他在《私语张爱玲》一文称为“红得发紫的天王巨星”李丽华。她“到底”也是一个上海人。

天王巨星知道宋淇跟张爱玲相熟，央他介绍见一次面，因为“她听说爱玲性情孤僻，绝不见生客”。因此托他安排。好不容易约定了时间在宋家见面。“那天下午，李丽华特地从九龙过海来我家，打扮得非常漂亮，说话也特别斯文，等了相当久，爱玲才施施然而来。她患深度近视，又不肯戴眼镜，相信李丽华在她眼中只不过是一片华丽的光影。坐了没多久爱玲托词有事，连我们特备的茶点都没吃就先行告退了。”

张爱玲在天王“艳”星面前，一点也不惊艳，为文人争光，好嘢！好嘢！怪不得胡兰成有此名言：“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张爱玲虽然没有跟李丽华久谈，印象却深刻。第二天跟宋淇夫妇见面时，说到李丽华在她心中“渐渐变成立体了。好像一朵花，简直活色生香。以前只是图画中的美人儿，还没有这么有意思。”

后来宋先生跟李丽华弟弟聊天，告诉他这番话。李先生摇摇头说张爱玲可以欺其方。“究竟是书呆子！”他对宋淇说：“她要是看见我姐姐早上刚起床时的清水面孔，就不会这么说了。”能给我们这样侧写张爱玲私人生活的人不多。她弟弟子静和姑姑当然可以，但也只限于她在上海成长的阶段。她在香港生活短短的两三年，有资格说话的，大概也只有宋氏夫妇。到美国后，她跟夏志清教授往来的时间最长。这里说“往来”，也仅限于书信。夏先生三十年来跟她坐下来谈的机会，我想反而不及宋氏夫妇在一两年内那么多。夏志清跟张爱玲书信往来，积下一百五十多封。夏先生最近来信说，这些信件已给南加州大学“抢购”去了。

这些信件，台湾《联合文学》全部整理出版后，将会是张爱玲研究一大宝藏。除帮助我们了解“侧面”的张爱玲外，还可以藉此解开她作品中一些真真假假的问题。受过西方文学批评训练的人，都晓得在月旦作品时，不应把作家的生平跟小说家言行混为一谈。曹七巧也好、小艾也好，都不跟张爱玲拉上风马牛的关系。

小说家言固不足信，那么“自白”式的散文呢？张爱玲在《流言》中跟我们推心置腹，说了好些“私隐”，特别是她跟父母的关系。像曹七巧说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童年无忌》（一九四四）中，她大言不惭地说过，“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类似的话，一再在她的散文中出现。在《我看苏青》（一九四四）中，她说她姑姑常常觉得奇怪，不知她从哪里来的“一身俗骨”。原因是，对于钱，她“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毫不讳言自己是拜金的人。

如果我们深信“散文家言”不疑，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该一毛不拔，视财如命，损人利己的了。从目前看到的她给其它人的有限信件中，祖师奶奶似乎不是这种人。在她致《联合报》副刊编辑苏伟贞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一个“另类”张爱玲。事缘副刊刊登了电影剧本《哀乐中年》后，苏伟贞寄了给她看，要付她稿费，她才想起这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事隔多年完全忘了，以致有过误会。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希望这封信能在贵刊发表，好让我向读者道歉。”

“如已发下也当璧还”，这种语气，当真显出非份之财，一介不取的气概。张爱玲晚年在美国，连“散工”也没得干了，只靠稿费和版税收入维持，照理说，如果她一向“视财如命”，在这阶段中更应斤斤计较。但从台湾皇冠出版社的发行人平鑫涛的回忆文字看来，她对钱财的态度，还是潇洒得很。平鑫涛说撇开写作，她“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声名，金钱，她也不看重。……对于版税，她也不大计较，我曾有意将她的作品改拍为电视剧，跟她谈到版税，她回说：‘版权你还要跟我说吗？你自己决定吧。’”

在《童言无忌》中有一段对白，对上面说到的有关张爱玲记事的真真假假问题，极有参考作用。张爱玲十二岁时，有天晚上，在月色下跟一个比她大几岁的同学散步。那位同学跟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在月色底下，因为她是个天生写小说的人，所以她“郑重”地低声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