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难才女张爱玲

月来整理历年朋友书信，想不到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张爱玲给我的信，竟达十八封之多。第一封是中文写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款落“绍铭先生”。这么“见外”，因为大家从未见过面。同年六月我们在印第安那大学一个会议上第一次碰头。记得跟我一起到客房去拜访这位日后被王德威恭称为“祖师奶奶”的，还有两位印大学长，庄信正和胡耀恒。那天，张爱玲穿的是旗袍，身段纤小，教人看了总会觉得，这么一个“临水照花”女子，应受到保护。这么说，听来很不正确。但女人家看到年纪一把的“小男生”，领带七上八落，衬衣扣子众叛亲离，相信也难免起恻隐之心的。张爱玲那段日子不好过，我早从夏志清先生那里得知。这也是说，在初次跟她见面前，我已准备了要尽微力，能帮她什么就帮什么。我在美国大学的第一份差事，是在Ohio州的Miami大学，时为一九六四年。次年转到夏威夷。一年后拿到博士学位，才应聘到麦迪逊校区威斯康辛大学。不厌其详的交代了这些个人琐事，无非是跟“祖师奶奶”找差事有关。根据郑树森《张爱玲·赖雅·布莱希特》一文所载，赖雅（Ferdinand Reyher）一九五六年跟张爱玲结婚时，“健康已大不如前，但仍写作不辍；直至六○年初期才放弃”。也许是出于经济考虑，张爱玲于一九六一年飞台转港，经宋淇的关系，接下了电懋影业公司的一些剧本，其中包括《南北和》续集《南北一家亲》。赖雅是三十年代美国知名作家，曾在好莱坞写过剧本，拿过每周起码五百美元的高薪。依郑教授解读现存盘文件所得，他该是个“疏财仗义”的人物。 “疏财仗义”总不善理财。张爱玲回港赶写剧本，“可能和当时赖雅体弱多病，手头拮据有关。及至六○年代中叶，赖雅已经瘫痪……” 由此可以推想，她在印大跟我和我两位学长见面时，境况相当狼狈。如果不是在美国举目无亲，她断不会贸贸然地开口向我们三个初出道的毛头小子求助，托我们替她留意适当的差事。 “适当的差事”，对我们来说，自然是教职。六十年代中，美国大学尚未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要在中国文史的范围内谋一栖身之地，若学历相当，又不计较校誉和地区，机会还是有的。夏志清的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于一九六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先生以显著的篇幅，对张爱玲小说艺术和她对人生独特的看法，一一抽样作微观分析。一落笔就毫不含糊地说：“……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在《小说史》问世前，张氏作品鲜为“学院派”文评家齿及。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她充其量不过是一名新派鸳鸯蝴蝶说书人而已。夏先生的品题，使我们对张爱玲作品的看法，耳目一新。也奠定了她日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但这方面的成就，对她当时的处境，毫不济事。要在美国大学教书，总得有“高等”学位。学士、硕士不管用。要入顾主的候选名单，起码得有个博士学位。当然也有例外，如刘若愚。但刘教授能在美国知名的芝加哥大学立足，靠的是等身的学术著作。 “祖师奶奶”欠的就是行家戏称的“工会证书”（the Unioncard）：博士学位。志清先生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他急着帮张爱玲找差事，想当然耳。我自己和其它曾在台大受业于济安先生门下的同学，爱屋及乌，也一样的不遗余力地为她奔走。他们接二连三地发信给已在大学任教的旧识。结果总是徒劳无功。理由如上述。我的前辈中，为张爱玲奔走，鞭及履及的，有罗郁正教授。他每次写信给他的“关系网”，例必给我副本。求援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给Iowa大学作家“工作坊”的Paul Engle教授。事情没有成功，因为那年的名额已经分派，给了诗人痖弦。六十年代中，电动打字机尚未流行。罗先生用的是旧式品种，手指按键盘真要点气力。用复写纸留副本，更费劲了。郁正先生古道热肠，可见一斑。我结识张爱玲时，因出道不久，“关系网”只及近身的圈子。投石问路的地方，顺理成章是Miami、夏威夷和威斯康辛。夏威夷和威斯康辛对我郑重推荐的“才女作家”没兴趣。Miami大学的John Badgley教授倒来了信。他是我在 Miami大学任教时的老板。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发的。谢天谢地，该校原来在二十年代有过礼遇“驻校艺术家”（artist-in-residence）的先例。经 Badgley教授几番斡旋，终于说服校方请张女士驻校七个半月。依张爱玲同年八月十五日来信所说，她每月拿到的酬劳，约为千元。我一九六四年在Miami拿的讲师年薪，是七千元。除应付房租和日常开支外，还可分期付款买二手汽车。

月来整理历年朋友书信，想不到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张爱玲给我的信，竟达十八封之多。

第一封是中文写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款落“绍铭先生”。这么“见外”，因为大家从未见过面。

同年六月我们在印第安那大学一个会议上第一次碰头。记得跟我一起到客房去拜访这位日后被王德威恭称为“祖师奶奶”的，还有两位印大学长，庄信正和胡耀恒。

那天，张爱玲穿的是旗袍，身段纤小，教人看了总会觉得，这么一个“临水照花”女子，应受到保护。这么说，听来很不正确。但女人家看到年纪一把的“小男生”，领带七上八落，衬衣扣子众叛亲离，相信也难免起恻隐之心的。

张爱玲那段日子不好过，我早从夏志清先生那里得知。这也是说，在初次跟她见面前，我已准备了要尽微力，能帮她什么就帮什么。

我在美国大学的第一份差事，是在Ohio州的Miami大学，时为一九六四年。次年转到夏威夷。一年后拿到博士学位，才应聘到麦迪逊校区威斯康辛大学。

不厌其详的交代了这些个人琐事，无非是跟“祖师奶奶”找差事有关。

根据郑树森《张爱玲·赖雅·布莱希特》一文所载，赖雅（Ferdinand Reyher）一九五六年跟张爱玲结婚时，“健康已大不如前，但仍写作不辍；直至六○年初期才放弃”。

也许是出于经济考虑，张爱玲于一九六一年飞台转港，经宋淇的关系，接下了电懋影业公司的一些剧本，其中包括《南北和》续集《南北一家亲》。

赖雅是三十年代美国知名作家，曾在好莱坞写过剧本，拿过每周起码五百美元的高薪。依郑教授解读现存盘文件所得，他该是个“疏财仗义”的人物。

“疏财仗义”总不善理财。张爱玲回港赶写剧本，“可能和当时赖雅体弱多病，手头拮据有关。及至六○年代中叶，赖雅已经瘫痪……”

由此可以推想，她在印大跟我和我两位学长见面时，境况相当狼狈。如果不是在美国举目无亲，她断不会贸贸然地开口向我们三个初出道的毛头小子求助，托我们替她留意适当的差事。

“适当的差事”，对我们来说，自然是教职。六十年代中，美国大学尚未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要在中国文史的范围内谋一栖身之地，若学历相当，又不计较校誉和地区，机会还是有的。

夏志清的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于一九六一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先生以显著的篇幅，对张爱玲小说艺术和她对人生独特的看法，一一抽样作微观分析。一落笔就毫不含糊地说：“……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说来，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在《小说史》问世前，张氏作品鲜为“学院派”文评家齿及。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她充其量不过是一名新派鸳鸯蝴蝶说书人而已。

夏先生的品题，使我们对张爱玲作品的看法，耳目一新。也奠定了她日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但这方面的成就，对她当时的处境，毫不济事。要在美国大学教书，总得有“高等”学位。学士、硕士不管用。要入顾主的候选名单，起码得有个博士学位。当然也有例外，如刘若愚。但刘教授能在美国知名的芝加哥大学立足，靠的是等身的学术著作。

“祖师奶奶”欠的就是行家戏称的“工会证书”（the Unioncard）：博士学位。

志清先生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他急着帮张爱玲找差事，想当然耳。我自己和其它曾在台大受业于济安先生门下的同学，爱屋及乌，也一样的不遗余力地为她奔走。他们接二连三地发信给已在大学任教的旧识。结果总是徒劳无功。理由如上述。

我的前辈中，为张爱玲奔走，鞭及履及的，有罗郁正教授。他每次写信给他的“关系网”，例必给我副本。求援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给Iowa大学作家“工作坊”的Paul Engle教授。事情没有成功，因为那年的名额已经分派，给了诗人痖弦。

六十年代中，电动打字机尚未流行。罗先生用的是旧式品种，手指按键盘真要点气力。用复写纸留副本，更费劲了。

郁正先生古道热肠，可见一斑。

我结识张爱玲时，因出道不久，“关系网”只及近身的圈子。投石问路的地方，顺理成章是Miami、夏威夷和威斯康辛。

夏威夷和威斯康辛对我郑重推荐的“才女作家”没兴趣。Miami大学的John Badgley教授倒来了信。他是我在 Miami大学任教时的老板。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发的。谢天谢地，该校原来在二十年代有过礼遇“驻校艺术家”（artist-in-residence）的先例。

经 Badgley教授几番斡旋，终于说服校方请张女士驻校七个半月。

依张爱玲同年八月十五日来信所说，她每月拿到的酬劳，约为千元。

我一九六四年在Miami拿的讲师年薪，是七千元。除应付房租和日常开支外，还可分期付款买二手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