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候在想，我怎么会想出版这样一本谈食物和记忆的书？或许是因着一场家族聚会，多年没有聚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又都回来了，年纪都过半百的兄姊们聚在一起，坐在餐桌前，话题多半离不开童年往事，回忆往事便是由一连串母亲的盛宴开展而来，于是在那样的气氛下，我开始写下那篇长文《国宴与家宴》。

    《国宴与家宴》在媒体刊登出来的第一天，就接到一家熟识的出版社编辑打来的电话，说要帮我出食谱。出版食谱，从来不是我的计划，我请求他看完全文再谈出版计划。说实在，我写的是我母亲的某一部分的故事，我的母亲并不是料理名师、也不是美食家，我怀念的是围绕着她的厨房的那种氛围，并非要帮她或帮我自己出版食谱。

    因此我一直排斥把这本书出版成食谱的形式，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厨师。这本书是童年的追忆，是对那个年代的怀念。(抱歉，我不愿意说它是对母亲的怀念，我怎能用这样微薄的书写来怀念她？)那样围绕着一个厨房或一张餐桌的怀念，基本上是典型的中国式家庭的氛围吧？当我们讨论母亲做的菜肴，我们怀念母亲主持的一场又一场餐宴，或大或小，或中或西，菜色不一定道道出色，但是气氛却从未打折，只要有母亲在的场合，无不宾主尽欢的，而且那欢愉和暖，绝不是无谓的交际应酬，是轻松平常且欢乐自在的。

    印象中，那一场又一场的餐宴，多是亲朋好友的聚会，参加过的很多人都印象深刻，深刻的不只是满桌佳肴，还有母亲的风范。母亲一向是领袖也是个性格开朗的家伙，我们的朋友来家里，从来不觉得长辈在旁有什么话不好说或是难以沟通，母亲总能和大家玩在一起。

    最深刻的印象是当年二哥大学时期，参加桥牌比赛，母亲带着还在念小学的我，在二哥比赛时到会场塞一支人参给他补充体力，那个年代，有做母亲的会为了孩子的课外活动送人参去打气？也许有些人会说，你家有人参可送，我连人参都没有见过呢。话当然如此，但那时代，能够那样支持孩子、鼓励孩子的恐怕真是不多。可是我妈妈就是那样一个活泼、时髦、思想前进的母亲。因此多年来，即使兄姊们旅居国外，仍时有他们的同学会到家里来探望母亲，且有时候就坐下来吃顿便饭的，很开心自在的，母亲一直是亲友聚合的中心，如果在从前大家族时代，母亲无疑就是地位尊贵的族长，能干又有气魄。

    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这样写我母亲的烹饪厨艺，她一定会有些不爽。因为熟识她的人都知道，她是领袖也确实具备很多才艺，烹饪不过是她的小才艺之一，虽然她一生主持的大宴小宴无数，但那仅是日常生活之一，她是个很会安排生活的人，她有很多朋友，她会下围棋、打桥牌、还会很多时髦新鲜的玩意儿，不过最重要的，她永远是所有朋友中的意见领袖，是孩子群之中的孩子王。但是这本书写的只是关于母亲宴客的故事，关于她的故事她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是我这个不成功的作家女儿写不出来的。母亲从来不是个有条件当选模范母亲的那种典型，她不是那种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人，她的事迹对其他人而言也不轰轰烈烈，可是母亲知识丰富、头脑清楚，在处理家务上一向指挥若定，是个很平凡也很不凡的家庭主妇，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大将之材。母亲出生书香世家，接受西式教育，年轻时在上海、杭州经历过十里洋场最风华年代，中日战争时躲过租界、跑过空袭，在战争之中，只身沿着长江千里寻夫，跑到大后方，胜利之后回沪，不久又告别父母兄姊，离开她熟悉的环境和大部分的亲友，独自带着少数家人渡海来台，在那样的时空背景之下，母亲匆促抛掉了往昔的风华岁月，就那样到了一个带着日本殖民遗风的岛屿，面对陌生的一切，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文化、陌生的朋友和生活秩序。

    我不知道当年她在台北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时，有多少惶恐和焦虑，但是亲友们看到的永远是她光鲜亮丽的一面，她的上海人爱面子和海派的那部分，也许是造就她阳光生活的条件，但是智慧和宽大却是让她镇定从容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家庭的因素。

    我的童年仍有幸看到父母风华再现的短暂时光，周日早上，一家人到台北的上海路“三六九”吃小笼包，尔后，到现在中华路与衡阳路口的建新百货公司选布做衣服，然后再到西门町看一场电影，那样的快乐童年，因着父亲的身体状况不佳而渐渐减少。我记得多次和母亲到家附近的养鸡场去卖黄金，那应是地下钱庄的一种，母亲的存款便是那样一段一段的给养鸡场换了去。但是我从不曾看到母亲哀声叹气，母亲每天仍是忙着煮鱼炖肉，亲朋好友进进出出，餐桌上的菜色一如往昔。

    母亲离开我们几年，重新回忆她的菜色，有些竟然已经就忘记了。打电话问阿姨，阿姨只能口头教学，年过八旬的她也做不动了，我们姊妹知道有些东西是失传了，已经永远遗失在追不回的流金岁月之中。

    但是即使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我们也不愿意就因为这样，在回忆的过程里把她的人或她做的菜神话了。我们讨论母亲的每一道菜色，有怀念也有批评，有忘记细节的也有至今仍忍不住觉得难吃的，原来难吃也是一种怀念与记忆的方法。

    (节选自《国宴与家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