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也没有了。一生居无定所的波德莱尔曾经幻想能够保留住那所“玩具房子”。在致好友、出版商普莱-马拉西的一封信中，他还提到“将来坚决不会卖掉母亲的房子”。然而，白发人送黑发人。波德莱尔去世后仅4年，白发人也故去了。之后不到两个月，由翁弗勒尔的公证人勒费弗尔主持，房子出售给了一位名叫巴翁的先生。后来，那位巴翁先生又将房子转卖。
    大海依旧。我突然觉得自己那么庸俗：诗人是存在于他作品中的，为何偏要来寻他的故居?李白的故居在何方?如果非要为诗人寻找一个物质的存身之处，也许就是本书作者皮舒瓦的书房，因为那位巴翁先生在将房子转卖时，把一部分家具带到了雷恩市。就在那里，皮舒瓦买下了这些家具，其中包括一张波德莱尔曾经工作过的写字台。正是在这张写字台前，皮舒瓦向我这位远道从中国赶来的“同行”娓娓讲述本书中的一些细节。
    或者，如果需要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存身之处，就像中世纪的可携式圣体匣，那么这部《波德莱尔传》就是他灵魂最好的安息之处之一。
    翻译是—件痛苦的差使。然而面对一本鸿篇巨制，译者也会产生一种满足感，甚至有一种“赚”了的感觉：掐指一算，一本厚厚的700多页的书，至多需要半年的翻译时间，而撰写它呢?作者皮舒瓦也大略算了一下：20余年。是的，译者是盗火者，他之所以花力气去盗了，那是因为他知道那火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他本人可能付出的力气。
    译者最可宽慰之处，便是一种期许：在遥远的中国，也许会有那样一些读者，在合上此书时，耳畔可以响起波德莱尔在《黄昏的和谐》中的诗句：

    对你的回忆如圣体台在我心中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