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确定自己接下来要写的一本书，是长期酝酿的米开朗基罗传记体小说时，我发现，尽管已经出版了大约2500部以这位艺术家为原型的文学作品、专著和论文，但却还没有人将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所写的近500封信— —它们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翻译成英语这种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
    最好的米开朗基罗传记作家，从格林(Grjmm)和西蒙兹(Symonds)，直到现代的权威：贝伦森(Berenson)，戈德沙伊德(Goldscheider)和德·托尔纳伊(De Toinay)，都曾翻译过其中的某些信件，或根据他们著作的需要加以摘录。但确实没有一个人，从第一封信(1496年7月2日)开始，一直翻译到已知的最后一封信，该信注明的日期是1565年12月28日，就在他去世前不久。当我了解到，在1875年，为纪念米开朗基罗的400周年诞辰(他出生于1475年5月6日)，由加埃塔诺·米拉内西(Gaetano Milanesi)编辑的他的书信全集在佛罗伦萨出版时，这种缺憾就变得更加难以理解。
    我深信，任何关于米开朗基罗的小说，都应该严格本自他的书信，因此，在我开始搭建这部小说的结构之前，耗费了至少一年的时间阅读和研究这些书信。搜罗一部1875年佛罗伦萨版的《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书信集》(Le Lettere di Michelangelo Buonarroti)是首要之务。当这本书最后在罗马的一家珍本书店找到，并寄到贝弗利山(Beveriy Hills)的我的家中时，就已经用了四个月的时间。随之而来的一项工作要困难得多：谁能将16世纪的意大利文尽量忠实地译成英文?
    没想到答案就在身边：查理·斯佩罗尼博士(Dr.Charles Speroni)，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意大利语系的奠基人，也是该校的意大利语教授。他出生于托斯卡纳，是一位热衷于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语言与文学的学者，并且是一位文献学专家。当斯佩罗尼博士得悉这项翻译工作的用途后，毅然承担了这艰辛的委托。
    当这些信件的完整译文摆在我面前的时候，第三个问题又出现了。编者米拉内西并没有按信件写作的年代排列这些信件，而是打乱年代次序，以类别方式进行编排。第一部分是写给米开朗基罗的父亲的，第二部分是给他的大弟博纳罗托的，第三部分是给他的二弟乔万西莫尼的，第四部分是给他的小弟西吉斯蒙多(被称作吉斯蒙多)的，第五部分是给他的侄子、博纳罗托之子利奥纳尔多的，第六部分则是给“其他人”的。因此，阅读他所编排的这些信件，就不可能按时间顺序了解米开朗基罗生活的变迁；人们不得不往回翻五次，穿越不同的年代，才能将这一历程的不同侧面交织起来。
    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许多信件上面没有标注日期，而有些日期又是错误的。在这近五百封信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毫无疑问可以在各种现存文献中核对无误的，这是我的那些杰出先行者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它们因此可以非常轻松地纳入一种精确而连续性的叙事之中。还有的，就是米开朗基罗在他信中提及，而米拉内西也没有注解的一些人物、地点和事件，我力图在每一个注释中标注清楚，无论在历史的迷雾中，它们是多么隐晦或已不为人所知。
    由此，本书诞生了，尽管这些努力的最初意图，不过是为了保证我的小说能够对米开朗基罗超过75年的漫长创造生涯中的所思、所感、所苦和所言有一个最完整而精确的叙述。
    当终于开始编辑这本译文版《书信集》的时候，还是需要做出某些选择。要了解这些书信产生的原初状态，首先必须对那个时代意大利的邮政体系有所了解。当时没有政府主办的邮政。所有信件只能依靠私人传递，或是通过朋友或亲戚，通过在几个城市共和国设有办事处的银行职员，或是通过私人骡车，例如，有骡车在星期六早晨离开罗马到佛罗伦萨，因此，有时会顺便捎带些信件赚点小费。
    结果，有些信件被丢失、盗窃或毁掉了。当米开朗基罗一旦有重要事情需要信件联系时，他会将同一封信写两遍，间隔几天将它们分别发出去。偶尔，他还会采用三种版本传递同一消息。当他迫切想知道答复，或者想确认钱款寄到没有，而又两三个月没得到回音时，他就会坐下来，再将几乎完全一样的信重写一遍。
    看起来，本书完全没有必要再复制这些副本。这里都是不同的信，包括新发现的材料，并且只有少许的段落和诗句是重复的，而它们都被删掉了，信的结构也因此更加完整。当一封复制信件中出现新的内容时，这些内容都予以保留。尽最大的可能，确保将所有的哪怕是只有一丝一毫趣味或价值的东西，都保留下来。米开朗基罗提及的所有人物、地点及艺术作品，全都在注释中清楚地予以明确。编辑工作与脚注，由斯通夫人和我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