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努力提高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中国入世有感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发达国家在保护本国文化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培养和发掘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去年7月,我曾经接待过日本著名的文化集团之一、动画产业界的巨擘--万代集团访华考察团。在交谈中,该集团董事长杉浦幸昌向我详细介绍了万代的形象发展战略,从中我感受到日本动画界人士是如何高度重视本民族文化创新能力的培养,并以此来带动整个动画产业的升级换代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的。上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动画片的状况与我们今天音像业的情况有些相似,那就是拍片缺少资金,外国进口动画片充斥影院,动画作品盗版现象严重等等。面对这一困境,日本动画界深刻地认识到模仿、抄袭、引进外国动画片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成长,不利于整个产业的长期发展。为此,日本动画产业界以万代集团为代表,高举“梦想、创造”的经营大旗,从动画片创作入手,组织日本漫画家一反当时社会上整体抄袭美国幽默动画及《猫和老鼠》15分钟模式的做法,以剧情发展和人物塑造为主,逐渐向题材的多元化延伸,塑造了茶水博士制造出威力巨大的拟人类机器人阿童木对付邪恶的机器人和恶势力的脍炙人口的作品。这种新创造的动画的绘画形式是日本素描填色的传统技巧的延伸,连续性的叙述风格则是亚洲传统章回小说的表现手法,从而受到了日本广大观众的青睐。在产业界的推动下,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日本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漫画家,如手冢治虫、宫崎骏、永井豪、藤子不二雄、石森章太郎等;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在国际上遐迩闻名的动画作品,除《铁臂阿童木》外,还有《机器猫》、《面包超人》、《机动战士--高达》、《美少女战士》、《奥特曼》、《樱桃小丸子》、《宠物小精灵》、《恐龙战队》等。这些作品不但在日本本土深受观众、读者喜爱,而且还在海外广泛传播,使日本的动画文化为世人所瞩目。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接见万代集团董事长杉浦幸昌时,曾举起右臂,作高达机器人的造型,足见其产品影响力之大。
    另一方面,这些原创的动画节目,经过产业化的运作,居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动画经济产业。经过50年的努力,日本的动画业已从单一的漫画书发展为以电视电影动画片为主体,包括动画期刊、图书、CD、DVD、CD-ROM等的综合产业,并涉及到玩具、电子游戏、文具、食品、服装、展示展览、服务等广泛的经济内容。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动画产业更以其独创的形象魅力和版权形式对电脑业、移动通讯的屏保产业以及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形象功能起着巨大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的动画产品去年在本土产生的直接效益就有80亿美元。
    杉浦幸昌董事长告诉我,他们的形象发展战略就是,把漫画书、动画片、音像制品、动画期刊和玩具、文具、食品包装展示展览等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以电视节目的广告收入作为动画创作的初始资金,以巨大的玩具利润投资于电视台的动画节目的拍摄,再以新的动画片形象去带动新一轮的玩具、文具、食品包装、服装等延伸产品的销售,由此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业结构。这种重视培养和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拉长文化产业链以获得更多效益的做法显然有高明之处。90年代以来,中国音像业大量引进外国流行音乐节目,虽然在短期内使中国音像业的产值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但由于我们不注意培养自身的音乐原创能力,又缺乏对文化资源开发、产业发展路径的基本了解,以至今天在盗版猖獗、入世后国际五大唱片集团控制音乐资源、漫天要价的情况下处于举步维艰的困境。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努力提高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这不仅因为文化创新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又艰辛的过程,而且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它赖以成长的外部环境在现阶段还不尽成熟。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麦克尔·珀特在“各国的竞争优势”一文中曾经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动力及特征有过精彩的描述。他把经济发展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要素驱动阶段”,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廉价的资源,如劳动力、土地、矿产等;第二阶段为“投资驱动阶段”,这是以大规模投资和巨大规模生产为主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创新驱动阶段”,这是以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带来的利润为特征的发展阶段;第四阶段为“财富驱动阶段”,又称为“衰弱的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人们对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非生产性活动(艺术、体育、音乐、保健、旅游等)的需求大大增加,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性投资和生产活动的衰退以及以前积累的国民财富的消耗,成为其基本特征。(注5)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后两个阶段才会产生对艺术、音乐、高雅文化以及高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市场需求;而中国目前正处在前两个阶段,又经历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巨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对艺术、音乐、学术等非生产性活动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市场对文化的需求主要局限在通俗和流行的层次上;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换导致一些传统价值观念的破灭,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为文化模仿、文化尾追等创造了新的机会。这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便导致中国文化工作者中相当一部分人缺乏文化创新的动力,进而使整个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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