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有三种文字生活：一是读，编辑以读稿为业(读书是另一种形式的读稿)；二是评，有了评头品足的意愿与志趣，稿子(书品)才能分出高低短长来，作者汲取编辑的评审意见，可望攀上更高的学理与文字的巅峰；三是写，基本功就是写评论，审稿意见本质上是一篇书评。这三种文字生活中，评论是最重要的职业本领，贯穿在阅读与书写之中。而且编辑的评论不同于圈内熟人的逢场作戏，不可轻描淡写、花拳绣腿，必须实实在在读原稿，针针见血发议论，大凡不会有什么廉价的赞赏，相反有的是对内容和观点的反复推敲和质疑。如果作者与编者双方都对某一个主题颇有研习，都持有独家的观点，于是两者之间在激烈交锋后握手言和，作品一定会气象万千，给读者奉献一部全新的杰作。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便是一例，他在序言中写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在编辑的评审生活里摸爬滚打几十年，我也逐渐悟出一些评论的路数来，一是“感”与“评”的关系，一部书稿(作品)读下来，感触、感动、感悟在所难免，如何述说，还得跳出“感”，直抵“评”，如果评审意见成为一则读后感，不直接针砭书中的内容，仅仅表达读稿的感动，勾起若干新的联想，算不得一篇尽责的编辑评论。二是“文章”(思想)与“文字”(文采)的关系，前者注重文气(境界)的开阖、文脉(思想)的流转，后者看重文辞的运用，或文笔生动，或用字典雅，或旁征博引，或古趣盎然，读来似一篇优雅的散文；但是，也有一些人片面追求文辞、隐喻，牺牲了批评的犀利和直白，显得有些小器，甚至还会以文害义。我个人的志趣是首先对全书内容做简要精到的归纳，条理清晰的辨析，随后针对主体构架和核心观点做客观谨慎的评价，以凸显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我刚当编辑那会儿，学的就是这个路数的评论。三是“聚焦”与“升华”的关系，好编辑不应该满足于对图书内容的介绍和评价，而要立足于所评论的图书，联系与之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继而超越原书，打造出学术创新的文本来，书评的最高境界在于超越原书作者的高度和深度。钱锺书先生的不少学术成果就是通过书评的文本来呈现的。
    我写书评完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屈指一算，三十多年的时间中，编辑、策划、主持的图书和丛书竟有数干种之多，由此写下的书评也有近百篇了。我从中挑选了25篇文章集成这本小书，也算是对自己工作的一个回顾吧。
    我的书评文章几乎都是为自己编辑或策划的图书所写，之所以能写这么多的书评，是因为在前辈编辑的指导下养成了较为“刻板”的工作习惯，读每一部书稿都必须认真撰写审读意见，决不马虎，我的审读意见一般都要写上几千字，除了介绍书稿组稿成稿过程外，还会详细地评价这部书稿的创新之处，值得改进的地方，偶尔也会谈点自己的思考和意见。图书出版后，我会将审稿意见改写成书评送报刊发表，算是尽一份责任编辑推广宣传的职责。遗憾的是，因为是为完成工作而写的文字，所以我的书评多多少少有一些固定的套路，显得有点“八股”了。由于是不同时间段写的文章，又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这个缺点过去不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结集成册，便以十分强烈的方式送到别人的眼皮子下了，还是先承认为好。 
    收入这本书评选的25篇文章大多是评论经济学著作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是经济学编辑出身，且三十多年来不管工作岗位发生什么变动，经济学编辑的底色从未褪去，每年总还是要编几本经济学图书；更是因为这些书评记录了这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记录了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成长的足迹。我于1980年代策划和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至今已出版了数百种，它完整地见证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至有一段时间经济学界有“三联学派”之称，也有人把“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视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我为这套丛书中的不少图书写过评论文章，这些图书有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著作，第一部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资金流动问题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财政补贴问题的著作，等等。这些书评大都发表在重要的报刊上，有的还被《新华文摘》转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