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出版家”和“出版理论家”，陈昕先生的名号太过响亮，以至于人们或许不太容易注意到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图书评论家。因为曾置身于出版业，至今也仍在关注出版业，笔者得以有机会经常读到陈昕先生关于书和书业的评论，虽是隔三差五地读，却每每都会有酣畅淋漓、醍醐灌顶之感。最近，有识者将他的部分书评结集出版，也让我们有机会得以较为完整地观察作为图书评论家的陈昕。
    《书之重，评之轻——陈昕书评选》已经是陈昕先生所著的第十部作品，却是第一部书评集。书中精选了18篇书评，其中大部分涉及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著作。这些书评中，11篇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之前的作品，当时陈昕先生还是成长中的青年编辑;7篇则为2007年以后的作品，此时他早已是国内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出版集团的掌门人。可以说，读这些书评，既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从“少年”到“青年”的跃迁，也可以感受到陈昕先生本人从一名小有成就的“青年出版人”到挥斥方遒的“出版大家”的蜕变。
    这些经济学书评大多发表于《经济研究》、《学术月刊》、《读书》、《文汇报》等权威媒体。这些书中，既有中国第一部宏观经济学著作、第一部微观经济学著作，也有第一部研究中国资金流动问题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国财政补贴问题的著作;这些作者，既有陈琦伟、胡汝银、史晋川等学院派专家，也有樊纲、贝多广、史正富等经济界名流。这些图书，大多系陈昕先生所策划或责编，都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
    书中也收集了几篇他近年发表的针对社会科学著作的书评，从中可以读出他对一些重要问题所持有的独到见解。如在《认真梳理我们的文明根基》一文中，他针对“转型国家”一说，从社会制度层面提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实质不能理解为“转型”问题，而是“演化”问题，是在亿万人民群众伟大的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中国经济有长达70年的超长增长期》一文中，他主张针对地方政府参与经济运行的负面效应(如公共服务不足、环保不力、亲商倾向与公正缺失以及腐败等)进行全面的剖析，进而指出调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及两者之间的合理融合是下一步改革的重大问题。这些观点，都是体现理论深度和宏阔视野的见解，展示了他对经济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深刻理解。
    清石涛有言:“笔墨当随时代。”陈昕先生的每一篇书评，指向的虽然是一部(或几部)具体的书，但却绝非就事论事、就书论书，而是有所联系、有所比较地对作品进行深入剖析，其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重的时代气息。他总能在评价一部作品时，于纵横比较中抽象出理论概括，从具体实践中得出经验之谈，这就使得他的书评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及对现实的穿透力，使得被评论的著作与社会现实、与读者的关联性也因此切实地建立起来。如《社会主义经济学酝酿着新的突破》一文，是对中国第一部宏观经济学著作《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的评论。该文联系当时国内宏观经济发展实际，结合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书中的优点和不足都作了具体的分析，并对国内宏观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作出估计。他针对书中一些值得进一步商榷的观点指出，“在改革过程中，各阶层及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及时、准确地把握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的不同要求，已日益成为改革决策不容忽视的问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一般情况下都并不能与每一个私人企业、公司、财团利益完全相吻合，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与垄断资本的个别、暂时的不一致来实现它与垄断资本利益的整体的、长期的一致的”;“必要的行政手段，仍然是今日国家实行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具和途径”……其观念之超前与丰富，且具预见性，即使今日再读，仍让人震动。
    陈昕先生的书评，观其内容，都不是泛泛之作，它们或是实实在在的学术论说，或是关切社会发展的思想激荡。比如原载于《读书》的《差别和吸取》一文，在评论樊纲所著《现代三大经济理论的比较与综合》一书的同时，综合比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研究观点，旁征博引中带纵横议论，理论综合中有条分缕析，展示出了他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又如原载于《文汇报》的《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一文，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引述邓英淘的所行、所思、所著，讲述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展望，在刻画出一个生动丰满的邓英淘为人、为学形象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