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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审美角度看，感性经验的功能更加复杂，这是对经验进行政治解读的一个障碍，但苏珊·桑塔格的长处恰好就在这里。现代传播媒介对政治和战争的“叙述”十分可疑，它与其说在重现一种经验，不如说在扭曲和改写经验。用美学批评方法对这种“叙述”要素和符号化的经验进行审视和解构，是政治批评的重要职能。报纸的兴起结束了战争和政治事件口口相传的时代，它被文字叙述（新闻）和半虚构的战争故事所取代。对这种政治故事的批评，可以利用叙事逻辑和形象分析等传统批评手法。而20世纪的战争和政治事件，是通过更直接诉诸感官的图像（照片、影视录像）来叙述的，因而似乎具有无须证明的合法性。政治和战争利用这种权威性和合法性来说服公众，从而为战争和政治的合法性辩护。对这种图像经验的审视和批评，不但需要逻辑，更需要敏锐而准确的感觉。

　　苏珊·桑塔格（还有本雅明和布尔迪厄等）敏感地在这种新的美学形式外衣包裹下的经验体系中，发现了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她指出：“摄影能够证明一个人的经历，也能否定它。”（因为经历成了供人观赏的纪念品和展示品）“摄影像窥淫一样巧妙地鼓励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下去。”“照片是挑起欲望的手段。”“亲身承受苦难是一回事，在生活中面对那些苦难的照片则是另一回事，后者并不一定能增强他人的良知和同情心，相反，有时它还会破坏这些美好的情感。”摄影机拍下来的不过是一种世界的表象，“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拒绝世界的表象开始的”（《论摄影》）。在缺乏一种对战争和政治的整体背景全面了解的前提下，证据变成了展示和观赏，展示变成了欲望的挑逗，挑逗破坏了情感。就这样，确凿无疑的“证据”，在这种论证面前崩溃了！

　　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一文中，苏珊·桑塔格通过对里芬施塔尔早期的电影和后期的摄影集《最后的努巴人》的分析，发现了法西斯主义美学的一些基本特征——纯净（追求绝对完美，不容杂质，高度统一），高傲（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将新艺术和新感性斥之为“颓废”），推崇乌托邦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屈从（对绝对权威、盲目激情和死亡的屈从），大场景（具有惟一中心的人数众多），等等。桑塔格指出，法西斯主义宣传在美学上具有很高的成就，但在政治上却不堪一击。这种特征在法西斯垮台之后，依然残留在某些美学形式和日常经验之中。

    《关于他人的痛苦》，是对现代传播媒介对战争和政治重新叙述的全面分析，并力图揭穿战争宣传（图片，影像）利用人类痛苦的政治意识形态把戏。苏珊·桑塔格分析了与战争史平行的摄影史，既发现了权力集团对“让公众看到什么、不让他们看到什么”的政治限制，也发现了存在于战地摄影取景框的意识形态性质，更发现了战地记者对残酷场景的重新摆设和补拍。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战争之后的政治宣传的需要。在后来，它们就被摆进博物馆供人参观，就像到异国旅游一样。

 　 现代传播媒介已经很难向人们提供真相。这不是记者的错误，甚至也不是某个媒体本身的错误，而是整个文化都出了问题。“在一个影像……超饱和的世界，应该是重要的事情，效果却不断递减：我们变得麻木不仁。”（98页）这是图像、特别是电视带来的后果。他们不断制造和销售新奇的影像，以至于人们对痛苦习以为常。桑塔格还捎带批评了居依·德波德“奇观理论”是一种“令人诧异的地方主义……假定每一个人都是旁观者……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难……现代性的公民，把这些暴力当作奇观的消费者，精于既接近又不必冒险的状态，又懂得以犬儒主义来看待可能的真诚”。（101－102页）苏珊·桑塔格进一步指出，展示残酷的战争场景，目的不仅仅是唤起人们的同情心（这很可疑），而是“邀请我们去注意、去反省、去了解、去检视掌权者就巨大灾难提供的辩解是否合理。是谁造成照片中的苦况？谁应对此负责？我们到目前为止接受的某些事态是否需要受到质疑？与此同时，也必须明白道德义愤就像同情心一样，是无法强求以行动来处理的”。（107页）因此，面对照片、录像等经验材料，首先要将它从狭义的“政治”骗术中拯救出来，再将它重新置于公共领域的问题域之中去。
　　
　　苏珊·桑塔格不但能够通过经验阐释揭穿政治意识形态的欺骗术，更将这种欺骗术与现代性问题结合在一起。因此，这样一种“政治批评”，仿佛一把具有多棱角的利剑，将政客、现代犬儒主义、现代性中的盲视者、冷嘲热讽者、心存侥幸的看客、窥视癖，同时刺伤。对于公共空间的扩大而言，对于唤起公众新感受力而言，对于刺激行动自由而言，对于面临现代性文化而必须具备的理性精神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加有效的了。在这一过程之中，苏珊·桑塔格自始至终（一生！）都保持了一位作家敏锐的感受力和观察力，更保持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精神和穿透谎言世界的力量。我要再一次强调的是，这两种素质是无法分离的，就像它们在伍尔芙和阿伦特身上不可分离一样。合而为一，力量倍增；使之分离，功力全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