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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苏珊·桑塔格才有对政治批评的热情，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有这种热情。但热情并不一定有效，当充满热情的批评变得无效的时候，那种热情并不能传递给公众，而只能返回他自身，就像偏执狂那样。苏珊·桑塔格的政治批评是有效的，它将一种公共关怀的热情有效地传递给了公众。她让“政治”回到了日常生活场景，也让公众在日常经验中发现了“政治”。苏珊·桑塔格的政治评论有一种特殊的效果，即宏大的“政治”概念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图穷匕现，没有立锥之地。产生这种效果的秘诀在于其介入问题的独特角度和言谈方式。她介入的问题是公共问题，但却是从经验的角度切入（对经验的敏锐感受和重新阐释），其表述方式是一种建立在审美批评基础上的公共写作。她的介入使得政治评论的面目变得犀利而亲切，并且与人数更为广泛的公民社会之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有了相关性，而不是对立政治阵营中的某种狭隘的政治辩护。

　　政治评论不是政客的说辞。政客的说辞有时候也会产生楚楚动人的效果，但它往往是将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有限的歪曲的解释，将感性材料变成狭义政治概念的作料，并且试图用派别（比如，左的、右的、中间的、激进的、保守的，等等）的道德和审美知识取代民族乃至人类的道德和审美知识。而真正的政治评论恰恰相反，它通过对生活世界感性经验及其符号体系的重新审视，不但要扒开那些遮蔽感性经验的虚伪的幕帐，恢复人们对公共生活经验的审美感知，而且还要恢复感性经验的原初活力，从而唤起公众对行动自由的渴望，也就是将人们从私人世界拉回到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即使没有绝对的惟一的真理，也有一种对它的追问和商谈。商谈的前提是政治意义上对权力平等的追求，以及社会意义上对差异性的尊重。行动自由在这里既受到制约，也得到释放。这才是思想自由或者批评写作摆脱个人梦呓、追求公共意义的目的。

　　行动是自由的基本前提，或者说自由最终指向的是行动。人们曾经在最古老的“行动自由”（比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中首先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当行动自由遭到来自社会或自然的各种限制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从广阔的世界领域撤退，撤退到小圈子领域或私人空间，进而开始寻找“自由”的替代品：争辩（思想对话）、虚构（文艺创作）。此时此刻，“自由”概念已经变得困难重重、意义不明。一方面，思想自由可以成为行动自由的符号性替代物，仿佛一次行动自由的虚拟演习。另一方面，它在逃避那种遭到禁锢的公共空间时，渐渐变得越来越私人化，成了与公众不相干的书斋式的梦呓。这或许是当代“犬儒主义”产生的根源。

　　政治评论的产生，与个体的公共关怀责任感或介入公共事务的热情密切相关。人性的实现不可能在私人生活中完成（作为一种特殊“自我阉割”形式的道教和佛教密宗试图这样），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完成。对公共事务的热情的丧失，既是公共空间的丧失和萎缩结果，也是人性丧失和萎缩的先兆。汉娜·阿伦特认为，这种丧失会伴随着一种非常可怕的机能的丧失和萎缩，“这种丧失和萎缩，是从常识的丧失开始的，接着就是美感或趣味（我们凭借它来爱这个世界）的丧失。在极端情形下，这种卑贱地位可能会持续好几个世纪，在这时我们确实可以谈论真正的无世界状态了，而无世界状态永远是野蛮的一种形式”（《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1）。阿伦特指出了一种比政治热情丧失更可怕的现象，那就是公共空间越来越萎缩而导致的美感趣味的丧失、经验感受能力的丧失、机能的丧失和萎缩。这种机能一旦被毁坏，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这正是公共政治事务中各种谎言大行其道的根源。于是，一种将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与公共经验的相关性连接在一起的批评，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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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桑塔格的政治批评，甚至可以说整个批评生涯，都可以看作是对因公共领域丧失而导致的商谈对话能力、经验感受能力丧失这一可怕现象的回应。如何让公众恢复经验感知能力，如何激活新经验、批评旧经验的惰性和欺骗性，便成了一件具有政治意味的工作。苏珊·桑塔格的政治评论的基本立足点在于“经验阐释”。对经验的敏感，是行动自由的基本前提，否则，人性的展开就毫无根据。但由于经验所具有的散乱性和盲目性，使得它经常发生变异（被权力所异化，被狭义的政治所利用）。因此，对世界的认识，又要有对感性经验的警惕，不被它所蒙蔽，或者说需要对经验的重新审视和综合。文字、言谈、影像、肢体动作等，提供的正是感性和经验，但它无法提供真正的、整体的道德知识和政治知识，整体的知识需要理性的参与。在大范围内激活一种有待张扬的新经验，以及对旧经验和它所产生的感受惯性的批评，是苏珊·桑塔格同时关注的一件事情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