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政治现实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来概括“政治”的含义，“政治”或许正像施密特所说的那样，就是“划分敌人和朋友”，就像道德划分善恶、美学划分美丑一样（《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8）。简单的二分法是粗暴野蛮的，它为了维护现实或话语的权威，不惜将现实生活冷冻起来，以保持凝固不变。其实善恶和美丑的标准就经常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美学批评中，美丑标准的变化更是惊人。那么敌友标准是不是也应该不断变化？为什么坐在主席台左边就是“左派”，坐在主席台右边的就成了“右派”（法国大革命时国民会议的排席方式变成了一种政治区分隐喻）？这种简单的政治方法，首先将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将他们变成物，再进行划分。在这个貌似公共的空间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单一空间。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里消失无踪。

　　公众舆论关注善恶标准的变化，公众趣味关注美丑标准的变化。这些公众行为除了在情感上排斥部分个体之外，并没有致命的后果，因为它不能通过立法来解决。而敌我标准的变化则是人命攸关的事情，权力集团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通过战争消灭敌人。因此，敌我标准的变化不像善恶和美丑标准的变化。敌我标准的变化，要不意味着一部分人生命的终结，要不意味着一个政治集团权力的终结。政治宣传是令“敌我标准”的效用得以延续，也就是政治集团权力合法性得以延续的有效手段。政治宣传，往往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一种柔性叙事手法来虚拟一种叙事的整体性，最终指向的是仇恨叙事的合法性。在这里，日常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全部被调动起来，并放弃自身而指向了狭义的“政治”。这正是政治批评所要关注的。

　　苏珊·桑塔格通过一种极具个性的“政治评论”，将“政治”概念的边界扩大了（比如感性经验中的政治、审美形式中的政治、传媒符号体系中所建构的政治等等）。结果是让狭义的“政治”权力边界缩小（揭穿那些隐藏在符号体系之中的政治欺骗性）。因此，苏珊·桑塔格的政治批评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对新经验的全面阐释和整合，使个体行动产生公共意义。第二种是对政治事件的评论，也就是对政治事件从经验层面进行解构和批评。

　　苏珊·桑塔格的第一类“政治批评”，对新经验的全面阐释及其所产生的政治意义，可以称之为“泛政治批评”。这里的“泛”不是“泛泛而论”的“泛”，而恰恰是一种涉及更深层面的政治评论，也可以说是一种外延扩大了的政治评论。因为它涉及到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在公共领域的显现形态，以及个人行动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而复杂的关系。狭义的“政治”总是忽略或删除这些行动所导致的经验（包括各种它无法利用和同化的经验），而且，被异化的公众对这种经验常常是视而不见，或者说对新经验的感受力坏死。因此，激活某些经验，恢复人们行动自由的感官机能，是扩大公共领域的言谈自由和行动自由的重要手段。因此，新感受力和新经验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政治”色彩的事件。这一类评论，是苏珊·桑塔格早期评论的主要内容，比如《剧场纪事》、《关于“坎普”的札记》、《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载《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等。即使她所写的一些作家论，比如阿尔托、加缪、巴特、卡内蒂、尤奈斯库、布罗斯基等，也不是纯粹的美学批评，而是一种介于美学与政治之间的评论。桑塔格在这里所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作家的个人力量（比如他们的个人才能、美学形式的特点），而是他们介入公共权力的能力，或者说独特的审美经验对公众行动能力的激活功能。对于这一类评论，报刊上已经有很多的评价，在此不多分析。

　　苏珊·桑塔格的第二类“政治批评”，即对政治事件的评论。这类评论的代表作品是《关于他人的痛苦》、《关于对他人的酷刑》（载《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或许还应该算上《迷人的法西斯主义》、《西贝尔贝格的希特勒》（载《在土星的标志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对旅行的反思》、《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载《重点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还有《论摄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前面两篇文章看上去是在讨论战争和政治，实际上又是在讨论照片和摄影，讨论媒介传播对政治和战争的虚构，仿佛是《论摄影》的续集。后面三篇文章看上去是在分析照片、录像、戏剧，实际上她又是在讨论政治，是对法西斯主义美学和极权主义美学非常有效的解剖和批评。这些文章的文体界限十分模糊，以至于我们无法分清它们究竟是政治评论，还是艺术评论，抑或就是一种当年鲁迅和“语丝社”同仁所提倡的“文明批评”或“社会批评”？可见，政治评论中的“政治”，在桑塔格那里是一个边界更广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