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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现代白话文“政治评论”发端于五四时期。当时的主要报刊，比如北京的《新青年》、《晨报》和《京报》副刊，上海的《申报》等主要报刊都开辟了“随感录”或“自由谈”栏目，作者主要是以大学教授为主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文体，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杂文”的那种东西。它将感性和理性交织在一起，修辞、雄辩和逻辑相互支持，针砭时弊，文风活泼。鲁迅等人在“语丝社”时期更倡导一种新的“政治批评”，他称之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正是将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合而为一的一种文体和写作方法，形成了一种被文学史家称之为“语丝体”的独特文体。仅仅就文体意义而言，毛泽东早期的“时政评论”也是独树一帜、风格鲜明的，被视为与“鲁迅体”对举的“毛文体”。同为白话文，他们的差别在于前者的语言更书面化，后者更口语化。此后的时政评论，也就是“本报评论员文章”，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文体单一，而且是一种没有或者隐去作者的文章，所以更谈不上风格和力量。

　　近十年来，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开设了时评栏目，并且放在了报纸的重要位置，对一些正在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及时点评，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人们关注公众事务的热情，也引起了广泛的阅读兴趣。但问题依然很多，没有文体特征和个人风格，干巴巴的，好像时刻都要“讲道理”，实际上什么道理也没有讲清楚。与此同时，由于风格的单调和论述的浅薄，使得一些重大的时政问题转眼就变成了娱乐，甚至就成了媒体吸引眼球的一个小噱头。从大的方面说，谈话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扩大。从技术方面讲，作者缺少经验分析的能力，缺少将感性材料转化为“政治”材料的能力，更缺乏将“时政”材料转化为经验、进而将它导入公众生活实践评价体系的能力。关于这些，在上面讨论苏珊·桑塔格的政治评论的时候，已经说得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