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回到故乡法兰克福后，重操旧业，从事律师业务，他虽然才华出众，出口成章，但不是个打官司的能手，在唇枪舌剑的较量中并没有占多少便宜，因此业务清淡。这倒给了他较多的时间从事他所喜爱的文学和绘画，他写了一些剧本、诗歌和理论批评文章，在法兰克福的刊物上发表，还出版了富有狂飙突进精神的剧本《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
    歌德身在法兰克福，心却还没有离开韦茨拉尔的“德意志馆”。他一回到老家，就给绿蒂寄去大量的信件，向她倾诉自己的相思之情。一七七三年四月四日，绿蒂结婚了，歌德没有去参加婚礼，他但愿离得愈远愈好，虽然他的心比以往任何时候离她更近。在绿蒂结婚前的几个月，从韦茨拉尔传来耶鲁撒冷自杀的消息。他和绿蒂不寻常的相处已使他念念不忘，耶鲁撒冷的遭遇又使他十分感慨，这两件事促使他写成了《维特》。
    耶鲁撒冷是驻韦茨拉尔的不伦瑞克公使馆的年轻秘书，和克斯特纳相识，他在莱比锡大学读书时曾和歌德同学。他父亲是位著名的神学家，一个古老的修道院的院长。耶鲁撒冷和莱辛很友好，莱辛很赞赏他的才华，常在自己编辑的报刊上发表耶鲁撒冷的文章。他爱好文学和艺术，这方面和歌德的兴趣相似，歌德来韦茨拉尔后，和他偶尔相聚，克斯特纳第一次和歌德相遇时，站在歌德的周围默默听着的还有一位神色忧郁的青年，身穿蓝色燕尾服，黄色背心，褐色长靴，他正是这位耶鲁撒冷。与《维特》有关的三位男主人公就是在这个偶然的场合相遇在一起的，这两位公使馆里的年轻秘书根本没有想到躺在树底下草地上高谈阔论的法学博士将会使他们两人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人物。耶鲁撒冷生性比较沉默抑郁，好幻想，他在公使馆里郁郁不得志，和官僚习气很重的上司们格格不入，在社交场合也屡遭挫折。这个受到压制的孤独的青年常常深夜独自在月光底下漫步，在一些悲剧中寻找自己的知己。他爱上了一位同事的妻子，但这和歌德爱上绿蒂一样，是在追求一个没有希望的爱情。他在工作上、社会上、爱情上处处碰壁，尤其受不了当时封建社会中低沉的气压，他的性格忧郁懦弱，没有像歌德那样毅然从不幸的漩涡中脱身出来，而是采取了消极的手段，借了克斯特纳的手枪，用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歌德听到耶鲁撒冷的死讯后，立刻给克斯特纳写信，讯问真相，他从克斯特纳的回信中了解到耶鲁撒冷的自杀经过，他知道耶鲁撒冷的忧郁懦弱的性格，也知道他在工作中和社会上并不得意，他体会到耶鲁撒冷的痛苦，在他弄明白耶鲁撒冷不幸的结局后，喟然叹道：“哦，耶鲁撒冷，我现在懂得你了，我现在能够把你内心的感受表达出来了!是的，表达出来!”
    耶鲁撒冷的死好像点燃了一根导火线，引爆了歌德胸中炽烈的感情，他积极收集有关材料。一七七四年春，他心中酝酿成熟，就杜门谢客，搁下一切杂务，振笔疾书，只用短短四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这部震惊世界文坛、拨动了多少青年心弦的杰作。《维特》一出版，立刻风靡德国和欧洲，倾倒了一代青年，很快译成英、法、意、西等二十多种文字，有些国家还出版了几种不同的译本。在青年中间掀起了一股“维特热”，他们穿上维特式的蓝色燕尾服，黄色背心，讲着维特式的话，模仿维特的一举一动，极少数人甚至仿照维特的自杀方式，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股热浪不但在德国流行一时，还波及到英国、法国、荷兰和北欧诸国。在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维特和绿蒂这两个人物，也早已为我国读者所熟悉，郭沫若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把《维特》介绍给中国读者，他所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一九二二年出版后，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参与反封建斗争的中国青年在《维特》一书中发现与中国现实有很多雷同之处，产生了共鸣，这本书在国内广泛流传，仅就抗日战争以前的情况而言，到抗战前夕，短短的十三四年中，由泰东、联合、现代和创造社四家书店先后再版重印，共达三十七版之多，一本薄薄的外国文学作品，再版次数如此之多，在中国出版界是绝无仅有的事。
    笔者的这个译本，于1982年出版以来，也是年年再版，还发行到大陆以外的港台各地，至今盛况不衰。
    一部文学作品，从本国传到国外，经历了几百年风风雨雨的考验，始终受到读者的喜爱，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这正是世界经典名著的魅力。

                                               侯浚吉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