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底，我回到上海，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和道涵同志的接触更多了。我们在平时的出版工作中，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遇到了难题，更是要向他请教。这其间有几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1995年，我们出版了一本书，事后发现，其中有些内容有所偏差。我们马上向道涵同志征求如何处理的意见，道涵同志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度的政治智慧，建议我们马上采取果断措施，追回这本书，消除不良影响。由于他的建议，我们在处理这件事上比较果断、及时，避免了工作上的被动。我们还经常在编辑出版重大选题时听取道涵同志的意见，例如在编辑《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图集》时，曾特意把道涵同志请来审稿。道涵同志对党史、国史、军史都非常熟悉，许多照片，他一看到就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他花了半天的时间对书稿进行仔细的审阅，对书的结构、编排方式、收录的照片等，都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审阅书稿以后，他觉得这样重要的一本书，一定会对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于是欣然同意出面请江泽民同志为这本书题辞。他认为，江泽民同志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建军70周年之际为一部重要的军史图书题辞，是非常有意义的。在道涵同志的建议下，江泽民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图集》题辞：“弘扬光荣传统，为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而努力。”这本书后来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1999年我们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图集》时，道涵同志也亲自听取我们的汇报，帮助我们论证、审稿，这对提高书稿的质量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为了让中国的读者具有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在道涵同志的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退下来的老领导、内地和香港的著名学者组建了东方编译所，出版了“东方编译所译丛”。“东方编译所译丛”收录了当代国际政治等领域最前沿、前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相当多的图书，都是道涵同志亲自推荐的。我们也会每年报给他一个准备出版的书目，他每次都仔细审阅，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许多书出版之后，他也会推荐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阅读。1999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以后，经道涵同志提议、市委领导同意，东方编译所正式并入集团，道涵同志与集团的关系因而更加密切。我们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他只要有空，就过来参加。这些研讨会涉及的领域很广，包括国际政治、党的建设、国际共运、两岸问题、香港问题等，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一起，就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探讨，听取大家的意见。 

　　道涵同志非常关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发展，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机遇。2002年8月，当时美国高盛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现在的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到上海访问，寻求在中国扩大业务，拜会了道涵同志。道涵同志就向他建议，可以先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在推进上海金融现代化方面开展一些工作。鲍尔森非常重视道涵同志的建议，当即与我们商定，2003年4月两家合作在上海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金融研讨会。因为非典的原因，这个研讨会取消了，但2003年9月，高盛公司还是派出“华尔街女股神”艾比·科思等高层管理人员到上海来，参加我们两家举办的高峰论坛，发表演讲。道涵同志就是这样，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为我们提供合作的机会、发展的机会。他先后介绍台湾的、香港的乃至欧洲的许多大企业家和其他知名人士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来，为双方的合作架起桥梁。 

　　道涵同志对出版的关心，来自于他对图书的热爱。熟悉道涵同志的人都知道，他对图书的热爱，真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我的印象中，道涵同志身体比较好的时候，一个星期总要两到三次去逛书店。让人感动的是，他每次去书店，都是以普通读者的身分，站在书架旁翻书。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身体不适，道涵同志竟然昏倒在书店里。他这种以读书为第一需求的精神，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肃然起敬。许多老的营业员、老的读者对他都非常熟悉，见了就和他打招呼，说“老市长又来看书了!”他也很亲切地和大家交谈，和大家讨论哪些新书有价值、哪些版本有意义等。道涵同志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与群众广泛联系，体察民情、了解信息。 

　　在我的出版生涯中，陪道涵同志逛书店有很多次了。1992年，道涵同志因为两岸关系问题到香港。尽管公务十分繁忙，他还是让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想到香港三联书店来看书。后来在香港三联书店中环门市部里，道涵同志呆了一个下午，和我们一起翻书看书，讨论香港的经济问题，指示我们在这方面多做些研究、多出些好书。 

　　道涵同志博览群书、中西贯通，他尤其对当代国际政治有精深的见解，对这方面的著作十分熟悉。在工作中，经常会有国际友人赠书给他，他每年都会把一些重要的书派人送给我们，让我们看一看是否有出版价值。像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就是经过道涵同志的推荐，我们安排翻译出版的。现在回想起来，道涵同志这些年来总共向我们推荐了100多种图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觉得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就组织专家学者认真翻译，奉献给广大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