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汪道涵同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到深夜，他也要从堆满床头的书堆中抽出一本书阅读。道涵知识渊博，所读的书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在他去世前三个月，还几次让工作人员找高等数学方面的书。在他去世三天前，还亲笔开了一张书单:《问学集》《艮第与文艺复兴》《全球银行学》《多元化金融集团与金融控股公司》。

    他不仅熟悉图书内容，而且对图书的版本、定价甚至陈列在书店书架上的位置，也有所了解。有位读者鲍寿柏(时任马鞍山市委书记)，1986年5月24日，在上海仙霞宾馆书亭，买了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十日谈》。他正在付款时，身后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我来看看你买的书是老版本还是新版本？”鲍转身一看，啊，原来是电视上经常看到的汪道涵市长。道涵接过书一翻，诙谐地说:“是老版本，5元1角，现在新版本已涨到8元多了，你买这本书划得来。”

    据说，有一次一位读者在北京三联书店购书时，嘴巴里嘟哝着某本书不知陈列在哪里。凑巧，正在购书的道涵听到了，便和善地告诉他，那本书陈列在哪个书架上。

    嗜书如命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是道涵十分重视出版工作的原因。

    “我要做《辞海》的学习者，赞助者。还要为《辞海》奔走，做一点工作。”

    1998年道涵曾为上海辞书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题词:“知识如海，学问无涯”。这八个字，既体现他的人生感悟，也表达了他对出版工作所寄予的希望。只有不断追求和传播无边无际的知识，人类和社会才能不断从无知到有知，从而不断前进。道涵就是一位好学不倦、不断求知和不断前进的人。

    同年11月21日，在出席纪念上海辞书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的会议上，道涵讲了在“文革”中读《辞海》的故事。他说:“‘文革’中我被下放，许多书都不准带，但《辞海》却不在其中。于是，我把一部16本《辞海·试行本》装了半个箱子，带进‘五七干校’。这样，这部《辞海》就成为陪伴我的忠实朋友。只要有空隙时间，我就阅读《辞海》条目，从中学到许多知识，更觉得一个人知识有限。《辞海》是无声的先生，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要请教先生。现在，我几乎每天都要用《辞海》。”

    我一边听道涵讲话，一边对照自己。我是《辞海》的一个编者，大多是在审读稿件时才阅读《辞海》。平时虽然也用《辞海》，但并非“几乎每天都要用《辞海》”。我与道涵相比，甚觉惭愧！道涵的见闻和学识博大精深，是好学不倦，博览群书的结果。即使在被批被斗的逆境中，他仍在发愤读书。太史公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道涵也属于这一类型的人。

    1987年1月11日，道涵与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等同志出席1989年版《辞海》编纂情况汇报会。道涵在会议上讲话:“《辞海》的特点是把辞典和百科全书结合起来。因此，它博得了读者的赞誉。随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内容。《辞海》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进行修订，是大势所趋，必然步骤。新版《辞海》是反映我国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辞海》是大型综合性辞书，既收单字、语词，又收百科条目，即把“辞典与百科全书结合起来”，一书在手，一般汉字、名词、术语以及去世名人，国名、地名、书名、会议、事件等，都可以查到，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辞海》十年修订一次，文化、社会和自然的变化，在新版中都能得到反映。如此一个个版本，不就是一个个文化里程碑么！只有像道涵那样具有深厚文化修养而对辞书又有深刻认识的人，才能对《辞海》的特点和作用作出这样的概括！

    在同一次会议上，道涵还说:“对《辞海》来说，名词术语定义的准确性十分重要。有的定义是模糊的，容易产生问题。比如‘民主’、‘自由’、‘人权’等，这几个定义就很模糊。在新出的《辞海》里面，要使这些定义更准确，避免他人在模糊中跑到歧路上去。”

    关爱愈深，要求愈切。道涵对《辞海》的关怀，不只是表扬和鼓励，而且还有批评和严格要求。诚如道涵所言，《辞海》条目中，定义含糊的有之；不仅如此，个别错误亦有之。为此，每次修订除增新外，就是改旧，包括修正错误和弥补不足之处。从而，使《辞海》精益求精，成为精品中的精品。而这正是道涵所期望的。

    道涵还把修订《辞海》的经验，形象地概括为对内“吃四方”，对外“草船借箭”。所谓“吃四方”就是把全国知识精英的成就集中起来；所谓“草船借箭”，就是把外国许多好的东西引进来。他说:“这样我们便能够集中世界人类精华，文化的精华。我们要通过辞书的编纂出版，来推动和影响文化的发展。”

    编纂《辞海》和辞书的要求和目的是什么？“集中人类知识的精华，推动和影响文化的发展”。把辞书事业与人类文化、文明联系起来，是道涵对辞书事业重要性的又一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