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的出版生涯中，汪道涵同志是我终生难忘的智者。他对图书那么热爱，对出版那么熟悉，对出版的规律认识得那么深刻，对出版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那么重视，都让我受益匪浅。回想起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浮现。“水长思泽惠，山高忆德风”，他对于我个人的帮助，对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帮助，令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长期的出版工作中，我结识了许多高风亮节的领导同志；如果说起对读书生活的热爱、对出版工作的熟悉，汪道涵同志是最让我敬佩的党的高级干部。 

　　我初次认识道涵同志，是在1985年。当时他刚从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任上退下来，担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那时我在学林出版社工作，担任大型丛书《上海经济区工业概貌》的责任编辑，因为这个机缘，认识了道涵同志。从1984年到1988年，在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两任主任王林、汪道涵同志的领导下，规划办公室组织力量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情况进行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由此前后出版了30多种有关上海经济区工业情况的大型工具书。这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关于区域经济状况分析的最大一套丛书，它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融合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道涵同志对区域经济发展精深而全面的讲解，每每令我们折服。 

　　道涵同志在市委书记、市长任上时，就非常重视出版工作。1982年，根据他的指示和安排，成立了上海翻译出版公司，专门从事科技、经济、管理方面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出了不少好书，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后来改名为“上海远东出版社”，现在是我们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员。 

　　1986年，在道涵同志的关心下，上海恢复了三联书店。他指示上海三联书店要抓住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特点，以出版经济管理类读物为核心，办出自己的特色。正是出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定位的要求，组织上派我到上海三联书店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我们在上海三联书店落实道涵同志的指示，组织出版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道涵同志对这套书非常关心，当我们听取他的意见时，他也总是给出非常中肯的建议，并把其中的不少著作推荐给有关领导部门，以此来扩大这套丛书的影响，发挥丛书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图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外有学者评价说，它对新时期我国的经济理论建设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这样的成绩与道涵同志的指导是分不开的。目前这套丛书已出版了近200种。这套书的作者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出于对道涵同志的仰慕，到了上海，总是提出想见见道涵同志，汇报汇报研究工作，谈谈想法。道涵同志也总是尽量抽出时间来接待他们，和他们进行良好的沟通。这批作者中的大多数现在都成了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樊纲、易纲、海闻、贝多广、张志超、张维迎、蔡昉、史正富、潘振民等等。 

　　1991年初，根据组织的安排，我到香港工作，先后担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总编辑。临行前，我去向道涵同志告辞。当时香港正进入后过渡期，道涵同志勉励我，到了香港，要充分发挥出版工作者的作用，从文化建设方面，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平稳过渡多做贡献。我们按照道涵同志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团结了一批香港著名学者，组织了“后过渡期的香港经济丛书”、“国际瞭望丛书”和“当代民主政治透视丛书”等很有影响的图书，很受香港同胞的欢迎。我每次从香港回到上海出差或者探亲，都要到道涵同志那里去，跟他谈香港的情况，特别是香港出版业的情况。道涵同志总是根据我们的汇报，给出很好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