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丛书出版20年后，还值得开一个大型的出版座谈会。而邀请与会的丛书作者，大多是赫赫有名的大牌经济学家、政府高官、商界巨子，诸如林毅夫、张维迎、樊纲、盛洪、史正富、陈琦伟、史晋川、洪银兴、贝多广、王新奎、周振华、蔡昉、袁志刚……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学术第一桶金”（处女专著或译著），就收在这套丛书中。这套书的书目，几乎就是中国的当代经济学史，它的作者，则构成了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的群像。 

　　那会是一套什么样的丛书？ 

    经济学家的集体回忆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在诞生之初并不起眼。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将在经济学出版史上留下痕迹。于是，有了下面的故事。 

　　樊纲如今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可是20年前的80年代后期，他刚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所工作。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博士论文的出版往往是第一次在学术界正式亮相，是否站在一个高的舞台上亮相、能否获得碰头彩至关重要。所以，樊纲的博士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准备在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可是书稿在出版社一搁就是好几年，不知到猴年马月才能问世。 

　　情急之下，樊纲想起来，自己作为主笔，已经出版了《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一书，被收在上海三联书店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中。那套经济学丛书虽然不成规模，也没名气，还很青涩，上海三联又是小池塘，但编辑办事有规有矩、有板有眼。樊纲无奈之下，决定退而求其次，再作冯妇，答应将博士论文列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 

　　而这两本书，尤其是其博士论文的出版，却成为樊纲学术生涯中重要的“白鹤亮翅”。《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比较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三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内容上的基本区别与相互关系，在于它们多侧面、具有多重规定性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研究“角度”或者所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这成果发表在上世纪80年代，虽然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但仍然是大胆“出格”的探索。 

　　此后，樊纲连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开始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的长袖善舞。而《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至今在中国经济学界还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引用率较高的学术文献。 

　　草创之际，“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好。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商学院教授洪银兴经常回忆起当年，他研究苏南乡镇企业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相关著作校订清样时，就住在苏南一家乡镇印刷厂简陋的招待所里，昏暗的灯光，粗陋的饮食，床褥上还爬着臭虫。他和编辑促膝长谈，讨论经济学问题，逐段逐句地打磨文字概念……这成为他最难忘的学术经历之一。 

　　但艰难的条件一点也不妨碍作者和编辑们在经济学领域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目光。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企业家陈琦伟是中国著名的国际金融和投资银行专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他的《当代国家资本市场》、《国际金融管理》、《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股市透视》、《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等一系列著作、论文、学术报告，以及实际操作的有关上市公司收购兼并和重组的案例，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金融资本市场和企业策略发展演变的主流动向，提出和论证8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环境，将会以市场工具创新为主，并分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特点。上述观点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但对于陈琦伟本人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处女作的问世。那是一段同庚的“二陈”合作的佳话。 

　　陈琦伟的第一本著作《国际竞争论》“前身”只是一篇讨论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竞争的普通论文。与陈琦伟同年的编辑陈昕发现了这篇论文并主动联系他，建议他扩充丰富，将其发展为一部专著。当时，陈琦伟还是助教，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才刚起步，一开始并没有把握，对自己的著作不是很有信心，但他还是听取了编辑的意见。陈昕当时是学林出版社唯一的经济编辑，他看好这个题目，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的立项报告，向出版社力荐这部专著。《国际竞争论》是中国第一本系统论述中国对外开放理论和体系的专著，首次明确提出并阐明了当今时代处于国际竞争时代的新观点，以及“现代比较利益原则”等。该书1986年出版后，次年便获得了中国经济学领域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后来，陈昕调任上海三联书店，主持“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工程，《国际竞争论》因此也成为“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大家族中的一员。 

　　陈琦伟的学术生涯正是在这个良好开端的基础上，渐行渐远。